论者曰：“国有企业”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在现代政治建构中国家及政府应该是中立的，不得参与营利性活动，不得与民争利，其目标与旨在营利的企业大相径庭。作为代理人的国有企业经营者与监督者并不对企业盈亏负责，却实际控制着企业；真正的所有权主体“全体人民”无法监督前者，却必须承担企业经营的最后责任。国企领导者没有来自“经理人市场”的竞争压力，他们需要做的只是和“上级”搞好关系，即使把企业整垮了，也可以换个地方继续为官。这样的机制使得多数国企领导者不大可能履行什么忠实、勤勉义务，使得国企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能有效率的。
　　但凡事总有例外。这个例外就是国有企业如果遇到了具有牺牲精神、创新精神的“能人”企业家，比如褚时健、赵新先等，就可以打破上面的“国企悖论”。这种类型的企业家在创业之初，通常都怀抱浪漫的理想主义，立志想做一番事业，较少考虑个人私利，企业通常能迅速打开一片天地。更重要的是，借助国有企业这个“壳”资源，一旦打开局面之后，这个企业就可以高效地整合各种社会资源。而企业一旦过了原始积累阶段，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时，企业家的内心欲望也将高度膨胀，产生对产权的觊觎，他们认为这个企业虽然名为国有，实则拜自己所赐。而国有企业非市场化的薪酬激励显然远远低于企业家的自身预期。随着企业滚雪球般壮大后，这种内心的角逐日益激烈。
　　这个时候怎么办？无非是以下几种结果：一是通过MBO（管理层收购）等方式，承认企业家们的产权诉求。问题是，在宏观规则和微观规则一样混乱的时代，MBO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它经常被演化、异化为一个具有强烈道德意味的公共话题，一场各说各话、经常跑题、缺乏基础性标准的口水战。而民愤虽然经常是无厘头的，却能微妙地影响到高层的看法和做法。这个时候，企业家的价值不但得不到确认，反而容易被疑为“国有资产”的盗窃者。其二，如果企业家们的补偿心理不能通过一个正当的渠道得到满足的话，他们或许只能铤而走险，利用自己的内部人地位和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打造一把“金色降落伞”。——也不排除一些企业家确实是出于对法律的无知，天真地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并非犯罪，直到有一天“金色降落伞”变成沉甸甸的“金色手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