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周其仁说，经济大势正在变化。当前要面对的问题，首推通货膨胀。众多解读中，很流行的一个说法是“结构性通货膨胀”。我的感受，在通胀指数不高的情况下，此说听听也无大碍；通胀指数超过了5％，还说什么结构性云云，就不能不提出一点公开的批评意见。“结构性通胀”提法的主要毛病，是太过含糊了。首先，世界上还有没有“非结构性的”通货膨胀？这是问，有没有那么一种通胀，是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市价都以同一幅度全面上涨的？既然天下没有“非结构性通胀”这回事，为什么要说“结构性通胀”呢？听起来好像通货膨胀还有很多类别，而“结构性通胀”似乎只是其中一个不是那么严重的类别，似乎是比较可控的一个类别，甚至“结构性通胀”根本就算不得通胀。本来，“通货膨胀指数”已经是处理了结构信息以后的一个总量指标。“结构性通胀”的提法，恰恰混淆了总量信息与结构信息。当下我国的通胀，当然是各种物价有升有降情况下的通胀，不过既然CPI数值超过了正的5％，就是清清楚楚披露了各种物价的变动正负相抵之后，物价总水平还是上涨了。本来明明白白的通胀，非要加一个“结构性”的定语，实际效果就含糊不清了。含糊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很容易把决策者的注意力拉向“结构性解决方案”。什么是结构性对策？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最终产品追到中间产品再追到资源产品，深入到所有涨价品的市场供求。结构性措施不是皆不可取，但是，要清楚再周全的结构性措施，也替代不了货币总量的控制。中国传统智慧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货币就是物价总水平的釜底之薪，此薪不除，“结构性通胀”就转来转去，摁下葫芦浮起瓢，永无宁日就是了。这就是含含糊糊的提法要误事的理由。牙痛就是牙痛，不要说什么结构性牙痛。就算满口都是好牙，只有一粒出了问题—是结构性问题—也不要说。因为只要有一粒牙出了问题，其他所有好牙都不能正常发挥功能，甚至全身不得安生。说结构性牙痛不能减轻痛苦，却可能动摇治疗的决心和注意力集中的方向。把满口好牙敲来敲去，就是怕那粒有问题的病牙，耽误功夫还不去病根。
　　 【主持者言】周其仁先生的这篇专论当前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文章写得深入浅出，可读性和说理性都很强。此处着重选摘了他对所谓“结构性通胀”这种说法的批评，我们深表赞同。其实，通货膨胀问题并不复杂，说白了就是货币发行过量造成自身的贬值，表现为物价指数的上涨。而通货紧缩则正好相反。因此，要抑制通胀，惟有减少货币的发行量才是治本之策。如果不把印钞机的转速减下来，只是以行政措施去强令银行减少放贷，强令各行各业不得涨价，那是没有用的。当前，管理当局一方面应该继续坚持加息(只要CPI仍处于高位)，提高资金成本，以降低货币的流动性，要坚信利率政策对市场终究是会起作用的；另一方面，要从“源头”上控制并减少货币的发行总量。当前导致中国流动性泛滥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原因，就是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具体地说又有两点，一是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所有流入境内的外汇均需由中央银行拿人民币收购，迫使央行不得不增加基础货币的发行量；二是汇率的浮动受到管制(官方称之为“有管理的浮动”)，国际市场普遍认为人民币的价值被低估，这样就造成了两个结果，一个是中国的出口远大于进口，因而形成高顺差；二是吸引国际热钱通过各种途径涌入中国套利。这两个结果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多，央行发行的货币也越来越多，已近失控。以货币理论来看，这才是造成中国目前通胀压力增大的制度性“源头”。当前，当局显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让人民币自由兑换，否则引起的市场变化将是巨大的，其后果难以预料，政府不会冒着“失控”的危险推行此项改革。这样，剩下来能做的，就是放宽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幅度，让人民币加大升值，从而减少出口，减少外汇流入，进而减少基础货币的发行和国内的流动性。一面继续运用利率调控手段，一面加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如此双管齐下，方有可能抑制通胀。从最近的一些信息看，管理当局似乎正准备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