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说，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结构性改革。不幸的是，这种结构性的改革总是反复不断地被宏观调控的总量政策所打断。因为原来中央计划经济的特点是公共部门非常庞大，几乎没有私人部门。所以，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无非就是压缩公共部门，而把私人部门扩大起来。1978年到1993年这一段，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结构性改革阶段，但是那时结构性改革的策略遵循的是“增量改革”而不是“存量改革”，基本上没有去触动原有的国有部门，绕开了整个结构性改革当中最难的一个环节，只是放开了体制外的新兴的经济，允许和鼓励了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和扩张。1993年到1998年可能是中国改革以来结构性改革最有成就的一段时间。1993年正是严重通货膨胀的时候，通常，这并不是结构性改革的好时期。可是，历史往往就这么有趣，当时就大力推进了结构性改革，着力对不赢利的国有企业大刀阔斧重组、破产、改制。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进行了非常激进的结构性改革。这种结构性的改革，虽然力度比较大，但反而与紧缩的货币信贷政策一道把通货膨胀的凶猛势头压下去了。如果没有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应该会持续到今天，那样，中国或许会有一个比现在更令人满意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但是亚洲金融风暴来了，中国政府做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这意味着中国选择了固定汇率制度。亚洲金融风暴还改变了中国政府对外汇储备的看法。政府以为外汇储备不足是东南亚国家难以抵御国际投机资本袭击的主要原因，于是决定尽快增加外汇储备，越多越好。为此，中国政府在外汇政策上实施了长达十年的强制结售汇制度，从而导致了今天流动性过多的局面。这是一个需要检讨的政策环境。很多人会认为，对新一届的政府而言，社会的和谐和民生问题比结构性改革更重要。但是，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中国当前阶段最大的民生问题，是就业和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这要依赖就业创造，而就业创造离不开私人部门的进一步扩张和加快城市化进程。1998年之后，因为要摆脱通货紧缩，政府扩大了公共部门的支出。今天，政府依旧“垄断”了太多的资源和机会，对私人部门的发展还很不利。土地的流转和城市化进程依然缓慢。私人企业进入的壁垒还太多，政府垄断的行业和中央大企业对政府政策制定和立法的游说能力一天强过一天。这些都将从中长期妨碍有效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的能力。中国经济当前最需要的是私人部门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的扩张，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人口。我认为，压缩政府规模、改变政府在经济中的垄断职能，让政府回归公共服务以及在公共品提供方面的重要职能，符合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我很担心，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很可能在未来的几年里，现有的公共部门的生产性支出和垄断，以及公共部门的体制刚性可能会进一步固化。我也很担心，垄断利益集团的游说能力会使政府出台越来越多的反市场化政策，抑制私人部门的发展和就业创造的能力。如果今天失去这个重要机会，中国经济在未来五年可能会进入另外一个十字路口，这可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周期循环。
　　 【主持者言】“结构性”是人们在论述中国经济问题时常见的一个用词，不仅一些专家喜欢用，官方也很喜欢用。通常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好的，但是还存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如产业结构不合理，投资与消费结构不合理，贸易进出口结构不合理，等等。最近又冒出了一个“结构性通胀”的说法。其实，许多所谓的结构性问题都可以随着市场的发展而解决，因为市场会自然地改变那些不符合市场规律的结构，如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自然地会得到矫正。可惜一些专家和官员们偏偏不相信市场而只相信自己才有这种能力。恰恰倒是很少有人提到，中国经济最大的结构性矛盾，仍然是官营部门太强大，而民营部门仍处于弱势。诚如张军教授在上文所指出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初始，就是要打破官营部门的全面垄断，发展民营经济。30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持续高增长，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发展了民营经济。但这一“结构性改革”只进行了一半，近几年却出现了停滞的迹象。民营经济的发展遭遇了明显的阻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透明的天花板”；而官营经济经过“整合”之后，“退守”到资源性领域，构筑起强大的垄断“防线”，不再肯后退一步，相反地，似乎要“大举反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认为，并非是因为对进一步改革时机的选择把握不定，而是因为没有从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上真正搞清楚市场经济与官营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直截了当地说，从改革的一开始，有关部门就只是把发展民营经济当成是“救急”的权宜之计，后来又把它当成是“补充”，再后来又把它当成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其思想意识的深处，从来没有把民营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认为真正的主体仍然应该是“公有制经济”，实际上就是国有经济或称官营经济。而经过30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极大的提升，尤其是近5年来，中国经济处于年平均10％的高增长阶段，发展民营经济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那种“迫切性”；又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处于上游产业的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非常丰厚，当年人们曾普遍认同的“国有企业低效率”的经济学定理似乎已被人们的认知推翻，至少是部分地被推翻（国资委主任已多次声称企业搞得好不好跟所有制没有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直未被真正破除的“社会主义必须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理论当然也就有了继续坚持下去的依据，甚至在实践中出现了“国有化”的回归迹象。邓小平曾说：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既然现在事实证明，国有企业也能“抓老鼠”，甚至能比民营企业创造更高的利润（尽管这是凭借它们在上游产业的垄断地位所取得的），那么，为什么还要继续推进先前的那种“结构性改革”即民营化改革呢？鲁迅曾经说过：曾经阔气的想复古，正在阔气的想维持现状，只有未曾阔气的才会想改革。中国经济时下显然“正在阔气”中，对上述“结构性”矛盾自然也就不会有积极性去进一步加以改革而只是想“维持现状”。我们曾说过，综观中外历史上的改革，几乎找不到在实现“中兴”之后还会继续“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先例。所谓“居安思危”，古往今来，又有几人能够真正做得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