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昌平说，中国农民正在失去“两个市场”。一个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例如，大豆及其加工品的国内市场70％的份额已经被外国企业占有；另一个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国外市场，例如，蔬菜及其加工品的日本、韩国和欧洲市场，原本是中国大陆农产品的传统优势市场，但现在却正在被进入中国的外资农业企业逐步替代。中国农民正在失去内外“两个市场”的原因，说简单非常简单，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之一，在此背景下，由于中国农民高度小农化、分散化，保护自身市场利益无能为力，逐步失去“两个市场”是必然的。说复杂也非常复杂，因为中国的农业政策存在严重缺陷。如果说农业第一发展阶段的政策目标是追求量的增长，第二发展阶段是追求农产品质的和价格的提升，那么第三发展阶段的政策核心目标则是占有市场份额，获得持久的市场份额收益为了占有市场份额，主要政策措施是“组织密集+技术密集（质量提高为主）+资本密集+品牌密集+国家产业政策扶持”，这就是欧美发达国家为什么依然还对他们国家本来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品牌密集的农业组织实行高额补贴的原因。中国大豆产业和大豆产品市场全面“缴械”，不是偶然的，是发达国家农业政策成功的证明。人家的成功是基于我们的失败，我们的农业政策依然还是维持1981年（农业发展的第一阶段）的状态：目标是增加产量，措施是“劳动密集+技术密集（追求数量增长为主）”。如果中国农民失去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趋势不变，后果会非常严重，第一，中国将失去农产品定价权。譬如，大豆及其加工品的定价权已经完全丧失；第二，小农随时都面临大面积破产或成为资本家俎上之肉的威胁。譬如，前两年豆农就破产了不少，棉农、奶农等现在都已经是俎上之肉了。在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农民在农业领域的收入增长将逐年下降，小农家庭简单再生产将不得不依靠家庭成员在城市就业的收入维持，但中国更多的小农将会被迫放弃小农家庭经营，中国农村将迎来一个快速兼并时代。这个时代的来临，将带来四个根本性转变：农村问题转变为城市问题；农民问题转化为工人问题；国内二元经济矛盾转化为国际贸易摩擦；经济和社会问题将转变为政治问题。这也许是中国转型过程中必须面对的转变，对中国政府的考验也许才真正开始。
　　 【主持者言】问题很清楚，中国的农民之所以正在失去“两个市场”，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农业还是“小农经济”。这里所说的“小农”，并不是指“家庭经营”。实际上在那些拥有先进农业的发达国家，农业的经营也是以家庭为主要单位的。因此，我们所说的“小农”，是指经营面积之“小”。由于人多地少，更由于农村土地受到现行产权制度的限制而无法进入流通领域，农村各家各户只能伺弄各自的“一亩三分”承包地，根本无法形成规模经营。而没有规模，所谓的组织密集、资本密集、品牌密集也就无法得以实施，除了自给自足的温饱，很难在市场上有所作为。李昌平先生预言：未来“更多的小农将会被迫放弃小农家庭经营，中国农村将迎来一个快速兼并时代”，主持者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只要仍然维持现行的产权制度，农民就无法“放弃小农家庭经营”（农民不拥有对土地的真正产权而只拥有承包权，土地不准出售、转让甚至出租，放弃就等于白放弃而不会获得任何收益，他们为什么要放弃？结果宁可让土地抛荒，这样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时还可以重新回去种地混口饭吃），也无法实现土地的“快速兼并”（没有交易又何来兼并）。但我们同意李先生的另一个判断，即“中国农民在农业领域的收入增长将逐年下降，小农家庭简单再生产将不得不依靠家庭成员在城市就业的收入维持”。实际上，近年来所谓农民收入的增长，早就是主要依靠他们在城市打工的收入，仅靠承包地上的那点农业经营，除了交公粮和自家吃饭以外，很难再有什么收入的增长。表面上看，中国城乡的二元结构似乎因户籍制度的隔离所致，其实，根子还在农村的土地制度上。只要土地制度不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就永远也不可能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