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兵说，天门市优秀共产党员、“学雷锋标兵”、“十大标兵”魏文华先生，仅因拍摄城管队员非法施暴，在五分钟内被数十名城管队员当场打死。此事已引起相关领导和部门的高度重视，相信会有一个妥善的处理结果。但如何从制度上防止此类悲剧重演，防止更多的平民乃至优秀共产党员再遭毒手，就成了全社会尤其是执政党必须考虑的重大议题。作为法律学者，我以为，当务之急是必须坚决彻底地卸掉城管的武装。一个政权要维持社会秩序，必须借助于一定程度的暴力，以惩治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在各法治国家，可以合法行使暴力的机构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军队，其二是警察。前者对外，后者对内。而我国各地又以各种形式变相武装城管，使城管演变为另一支可以行使暴力的机构。据报道，一些地方的城管不仅配备棍棒，而且开始配备PDA终端、防刺背心、头盔、防割手套、辣椒水……武备越来越重，暴力趋势越来越明显。各地武装城管的主要理由是，城管执法对象尤其是小摊贩，经常暴力抗法，不武装城管，难以完成执法任务，自身安全无法保障。本人近来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研究城市的摊贩经济。研究的结果是，摊贩大面积暴力抗法完全是因为政府管理失当所致，而非人民有暴力的天性。就我国而言，由于社会处于大转型时期，失地农民、下岗工人、失业学生数以千万计，摊贩经济就成了许多人生存的最后希望。如果没有摊贩经济，这数以千万计的失业人群中，将有很大一部分会沦为盗贼或抢匪。作为执政者，必须清醒地看到，摊贩经济已成为社会安全的一个重要保障和底线。然而，我国社会几十年来，不给摊贩经济以合法的身份，不纳入秩序化管理。法律驱使着数百万的城管与数以千万的小摊贩在城市的街头，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巷战。街头暴力不仅严重影响政府形象，而且引起人民群众对政府的高度不满。摊贩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借助暴力；城管为了应对暴力，不得不借助暴力，导致全社会暴力升级，形成恶性循环。文章说，城管队伍是各地基于城市管理需要，自行创设的行政机构，国家法律层面上地位未明。对其行使暴力，既无法律规定，也无法律约束，只能靠自我约束和自觉。一旦地方官员作恶，几乎可以毫无障碍地借助城管滥施暴力，使其成为“地方团练”。个人认为，地方基于管理需要，组建城管队伍并无不当。国家层面上应尽快明确其法律地位，以便于其开展工作。城管工作中，如果确实遇到暴力抗法，仍应由公安机关来解决。必须强调的是，暴力必须并只能由国家法律授权和控制，在国家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必须坚决彻底禁止地方武装城管。
　　 【主持者言】魏文华先生因用手机摄录执法现场而被城管人员群殴致死的消息，让主持者读后至今难以相信这是真的。此事的残暴性跟无法无天性跟不幸被殴打致死者的“优秀共产党员”、“学雷锋标兵”等身份无关，任何一个普通人都绝不应该遭此毒手。事件见报后，几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声讨城管”的舆论浪潮。最极端的呼声是“取缔城管”。但我们更赞同何兵教授的上述意见。的确，鉴于当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扩张的特殊时期，是否应该设立“城管”或许是可以讨论的。然而，即便我们承认有设立“城管”的必要。也绝不应该赋予他们以“暴力执法权”。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只有军队和警察才拥有这种“暴力执法权”。“城管”作为地方政府所设立的一个非暴力性质的城市管理机构，不但不应拥有像天门市城管人员这样“围殴致人死命”的权力，甚至不应该拥有诸如强行收缴摊贩器具，没收私人财物这样的权力。因为任何强制，都是以暴力做后盾的。有人或许会说，没有暴力，何以执法？这话倒也并不是没有道理。但如果要坚持“暴力执法”的话，那么，恐怕真的只有取缔“城管”，将其管理职能转交给警方了。其实，在许多法治国家，我们的“城管”现在所管的这些事，都是由警察管的。需知，警察本来就是代表政府对内唯一的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执法者。当然，警察的“暴力执法权”也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格制约，否则，也免不了要出类似天门市所发生的那种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