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网专栏作家沈明高撰文说，近年来，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不但没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减弱，反而有更加强化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政府越来越富有，干预经济运行的实力大大增强。一个较为富有的政府应该有助于确保经济的稳定发展，但前提是要推动以民生为中心的结构转型，创新政府调节经济的机制，防止政府干预经济产生的道德风险。
　　 从中国宏观经济的风险来看，“过热”是一种常态，这是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特征之一。在未来的数年里，投资的较高增长应该可以保持，无论是城市化的进程还是环境治理，甚至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都需要大量的后续投资，再加上流动性过剩，投资增长短期内出现衰竭的可能性不大。近期宏观经济的最大风险主要来自外需的疲软，以美国为主的外部经济放缓或衰退，或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都有可能制约中国出口的增长。推动以民生为中心的结构转型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关键。可以预料的是，当外需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阻力的时候，中国政府很有可能会将从紧的货币政策修正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稳健的财政政策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然而，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同的是，未来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目标可能不是简单地刺激投资，更要拉升消费，以缓解产能过剩造成通货紧缩的压力。一个“富政府”可能的政策选择包括：减税；调整政府支出结构，增加对包括社保和医保等与民生相关的投资；通过改革资源价格的方式调整国民收入在家庭与国家、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再分配。如果政策措施得当，外部经济的冲击反而是中国结构调整的转机，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
　　 政府干预经济的最大危害是容易助长投资者的道德风险。随着政府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市场和投资者对政府调节经济的预期在不断上升，出现了回报与风险之间的割裂，由投资者享受投资收益，而由政府承担投资风险。也就是说，政府越富有，市场的风险可能反而会越集中，宏观经济出现宽幅波动的可能性就越大。市场主体道德风险的泛滥可能损害政府调节经济运行的效率，这是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的主要原因之一。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保持前后决策的一致性，可以帮助培育市场预期，让合理的市场预期调节投资者的行为，提高政府调节经济的效率。
　　 【主持者言】经过30年改革和发展的积累，我国的财政和税收到了丰收季节，增长连年来大大高于GDP的增幅。在2000年—2006年间，政府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速达到了19.4％，比同期名义GDP的增速快了6个百分点。07年财政收入有望超过5.1万亿元，较上年猛增31％。政府的确是越来越富了，家当越来越多。放眼未来，更是财源滚滚。据介绍，从今年开始，一些产品的出口关税提高，资源税税率提高并且从明年开始有可能变从量税为从价税（税率估计会在10％左右），2008年或稍晚有可能在零售环节开征燃油税（有专家估计税率为25％），开征财产税也将逐步提上议事日程。这些税率的提高或新税种的出台都为财政收入的增长开拓了税源。由于税率的调整，2007年印花税收入可能高达2000亿元，同时，出口退税的大幅度下调或取消有可能减少退税支出5％左右，节省财政开支大约200亿元以上。国有企业分红也是未来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渠道。据估计，2007年仅150多家央企就有可能实现利润大约l万亿元左右，同比增长32％以上。政府还是财富货币化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资源类产品价格的上升和国有企业的大量上市，为国有企业资产价值的重估创造了条件。07年前12大新上市的企业全部为国有企业，共融资3829亿元，仅央企总资产每年增值超过了1.5万亿元。尽管这些资产不进入财政收入，但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处置部分国有资产的方式为政府融资。此外政府还拥有对高达1.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的支配权。如果需要，政府还可以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等方式筹集更多的资金。“长袖善舞，多金善贾”，政府富了当然是好事，可以通过公共财政反哺于民，在社保、教育、卫生、扶持三农各方面为老百姓做更多的好事，也有条件藉以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进一步扩大社会创业空间、优化经济结构。按国外的经验，在财政相对宽裕的时候，更可以考虑择要设立相应的市场稳定基金、价格稳定基金或财政收入稳定基金等，防止周期性变化对宏观经济产生的风险。比如，在印度有价格稳定基金，当橡胶、茶叶和烟草等的价格降低到一定水平的时候，该基金会启动以保护农民利益。俄罗斯也有一个稳定基金，用于稳定油价的周期性波动对财政收入的冲击，当油价高于一定水平的时候，该基金由财政拨入资金开始“蓄水”，而当油价低于一定水平的时候，该基金开始“放水”以弥补当期财政收入的不足。鉴于猪肉在国内消费中的重要性，我们也可以考虑设立肉制品价格稳定基金，其代价可能远比一轮通胀对经济冲击所带来的损失要小。值得关注的是，国家财政过惯了穷日子，就像一个暴发户，突然有了钱，腰缠万贯，却不知道钱怎么花，没有作好花钱的准备，事到临头，举止不免失措。比如，一方面爆出财政部门担忧花不完预算、中央机关年前争相突击花钱的闹剧，另一方面则仍然专注于如何以各种名目增加税收或开新税，由此进而加大了财税手段干预经济的随意性。由于日子好过了，改革失去了动力，更加迷信行政调控的无所不能，权力涉入市场愈深，其代价就是政府不得不承担过于沉重的责任，引导公众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此即所谓“道德风险”。事实上，政府在完善公共财政方面的准备远远赶不上快速膨胀的财政实力，对于如何将本属于百姓的钱用于百姓并用出效率用出效益，总是少了一点关切、少了一点筹划。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富政府”必须建立在“富百姓”的基础之上方能持久，否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国富民穷的分配格局终究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