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提出对中小企业应该豁免《劳动合同法》，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国务院法制办劳动合同法草案课题组组长常凯对此认为，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说法。他指出：说中小企业是弱者，必须要明确这个弱者是相对谁来讲。中小企业相对于大国有企业、跨国公司是弱者，相对政府是弱者。对于中小企业的这种弱者态势，应该予以扶植和保护，包括税收调整、免除苛捐杂税、技术支持、资金和项目支持等。但这不是劳动法律调整的内容。而在劳动关系中，中小企业相对于劳动者是弱者吗？不论多小的企业，对于员工而言通常都是强者，是主动者。我们不能你欺负我我就欺负更弱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劳动合同法》调整的是什么关系呢？调整的不是政企关系，也不是企业和企业的关系，它是调整劳动合同双方主体的关系，如果说在劳动关系调整中，要以“弱者”为名义豁免中小企业的法律责任，是没有依据和道理的。而且，在实际当中，一些规范的中小企业是能够接受《劳动合同法》的，抵触和反对的是那些原本就不规范的企业，是那些原本就欠账的企业。法律并不是你觉得不好就可以不执行，就可以“废除”、“修改”、“缓行”。对于法律缺陷和不足，当然可以讨论如何修改完善。但在对于法律的基本态度上，我们应该尊重和敬畏、而不能轻薄和蔑视。我们不能让那些规范的守法的中小企业再吃亏。中小企业有规范的有不规范的，《劳动合同法》就是要保护那些规范企业。实际上，劳动合同的问题恰恰是在中小企业普遍存在。我们应该积极引导中小企业准确把握法律，通过企业转型加强管理来适应法律的要求，而不能加剧他们对于法律的恐惧感和抵触感。
　　【主持者言】毫无疑问；总体来看，在中国，劳方与资方比较起来，前者明显处于弱势。常凯先生认为“不论多小的企业，对于员工而言通常都是强者”，说得似并无错。他的意思是，企业主如果没有一点资本，即使是小厂小店，恐怕也办不起来，而员工除了劳动力和技能则一无所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加强对劳工权益的保护，自然是合乎道义的。我们认为，不管资方在口头上如何对该法表示不满，重要的是看他们最终能否接受。甚至可以说，只要企业不会关门；还会继续运行下去，还会继续雇工，以“社会主义”的眼光来看，则法条向劳动者无论怎样倾斜都不为过。毕竟，一般而言，一个企业老板赚的钱再少也会比一个员工多得多。所以，劳动合同法合理规制的底线就看它是否会逼得一些企业关门。如果企业关掉了，工人失了业，所谓的“保护劳工”的法条再多，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其结果反而对这些劳工不利。有人或许会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难道多给劳工一些待遇和福利，企业就会倒闭？对那些效益好、利润高的企业来说，当然是不会的。有些企业老板在发了一通牢骚后，企业该做还得做，只不过是自己的利润少一点而已。但对前述那些原本利润就很薄的加工贸易企业来说，事情就难说了。增加员工的福利待遇，很可能就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否则，像深圳的一些加工贸易企业，何至于招不到工却不肯提高工资而宁可让机器厂房闲置？难道这些中小企业也像大企业一样只肯赚大钱而不屑于赚小钱吗？难道常凯先生认为中国不存在这样羸弱的中小企业吗？所以，即使是以调整劳资关系为己任，即使根据中国的国情应该向更弱势的劳方倾斜，劳动合同法也应该遵循一个底线：必须让那些中小企业还能有利可图，而不是逼使它们关门停业，造成劳方跟资方的双输。所以，有学者提出劳动合同法（至少是某些条款）应该对那些薄利的中小企业予以“豁免”，对它们的要求跟对那些实力较强的大中企业的要求应有所区别，在主持者看来，也许并不像常凯先生所批评的那样，“这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说法”。这里我们还要再次重申的是，劳工保护的责任不仅在于企业，更在于政府。政府必须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失业者依靠社会保障也能享有基本的生活水平，同时又允许企业的工会能够独立地发挥与资方的博弈作用，才能使劳方在劳资谈判中不致处于弱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