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名为《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的书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该书总撰稿是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作者名单还包括：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主任李良栋等15人。该书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2007年10月出版，复印时正值十七大在京闭幕。据周天勇介绍，《攻坚》一书写作计划开始于2006年7月。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在该书的序中表示：“说实在话，由研究经济学的、政治学的和党建理论的专家学者一起来研究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还真有独到之处。”而在该书的《后记》中，周天勇透露，“在2006年底和2007年2月，本课题其中初步研究的八个分报告和全部报告先后提供给有关部门审阅”。《攻坚》一书，由一章总论和十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组成，明确回答了在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研究报告涉及当下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包括中共执政能力建设、人大制度的改善、政协体制改革、立法民主化、行政体制的改革、财政预算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司法体制以及民间组织与宗教等。《攻坚》一书的作者认为，“在二元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应该是采取普选制、多党制和新闻自由的模式，而是采取政治上适当集中、经济上向市场经济迈进的模式”。在作者看来，中国经济政治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从低水平民主法制化程度转向较高水平的政治民主，“至少需要60年左右的时间”。“这里就有一个长远构想和短期衔接的问题：5年之间怎样衔接，一届领导人与下一届领导人之间怎样衔接；先干什么，后干什么？需要进行系统的研究。”《攻坚》给出了一个完成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三步走”的方案：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2001年，主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阶段，从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到2020年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用十八年的时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部分。同时，在中共的领导下，建设一个现代民主和法治的政治体制；第三阶段，则从2021年到2040年，再用二十年的时间，进一步完善第二阶段形成的民主政治制度框架，形成一个中等发达的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
　　【主持者言】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一向是个敏感话题，且此报告又只是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表达的只是他们的“个人意见”，原以为它只能作为“内部资料”而传阅，未料一年后却已成书。虽然这样一部兼具政治性和敏感性的著作交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付梓多少让人感到有些奇怪，但既然已被批准正式出版，且又有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作序，想来还是被管理部门视为“主流”范畴之内。这样的“出版信息”是否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有开始被提上“议事日程”的迹象？我们不敢妄加猜测。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现象当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然而，正如邓小平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曾指出的，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最终也不可能获得成功。因此，这一“课”迟早是必须要补上的。否则，中国的改革即便再搞它个30年、50年，恐怕也难以拿到“毕业证书”。值得思考的是，依周天勇教授的上述预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6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但现实情况是：相比较起来，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风险比较小，无论是在执政党内还是在党外，无论在高层还是在民间，大家的共识也比较多，因此可以一步一步地走，这一届做不完，下一届可以继续做；但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同了，不仅风险大，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改什么、怎么改的问题上，党内党外、高层民间，想法多多，主意多多，忌讳也多多。就算是在高层，每一届领导人的想法也可能不尽相同。如周教授所指出的，“领导人之间怎样衔接；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的确是一个不大容易解决的问题。即使某一届领导人有改革的想法甚至有付诸实践的考虑，但这种想法与实践能否被下一届领导人所认同和延续，存在着相当大的未知数。这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不同时间段内的“囚徒困境”，导致的结果就是大家在任内都去着力抓经济（因为这肯定是不会有错的），对政治问题却能拖则拖，使政治体制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击鼓传花”般的游戏。窃以为，这很可能是造成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一直以来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问题在于，这样下去，人们固然能在自己的任内避免了改革的风险，但却由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之间的“落差”被越拉越大，等到有一天、有一届因种种原因被迫无奈地要动“大手术”，则无论是对执政党还是对整个国家，那时的风险系数就要高得多。而邓小平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当时他挣脱了这种“经济人理性”考量的束缚。虽然对他个人来说，“修正”毛泽东留下的“既定方针”，批判“两个凡是”，摈弃传统的计划经济而转向市场经济等等，无疑要冒极大的风险，但为了整个党、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发动了改革开放（遗憾的是，天不假年，尽管他早巳意识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但也留下了未能将其进一步展开的遗憾）。这种高贵的品质，应该为后来的领导人所学习和继承。对领导者来说，所谓的“解放思想”，实际上往往并不在于思想认识的本身，而在于能否具备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品质，以及在作出历史抉择时不顾个人得失的勇气和胆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