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制”为何“大”不起来？
　　《南方都市报》日前发表社论说，改革开放30年来第六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案终于揭晓。此前媒体根据传言所作的解读林林总总。经过充分讨论，社会各界对大部制改革的预期已经接近理性。抽象一点看，改变总比不改好。通过具体分析，我们必须接受这次改变的局限性：这是行政机构改革，不是政治体制改革；只不过，正式出台的大部制方案仍然让不少人感到意外。此次所作的调整其实幅度很小：撤消6个部门，新增5个部，牵涉到的部门15个。国务院组成部门将由目前的28个变为27个。就是说，从公布的方案来看，大部制的“大”并没有体现出来，凸显出来的是一个参差不齐的结果状态。这个结果不仅与社会预想或许有些差距，与大部制的蓝图也有一定距离。大部制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是职能交叉、多头管理的现象。显然，依照目前的调整幅度，能够减少的职能交叉非常有限。当然，大部制改革需要循序渐进完成，难以一步到位。但是这份初战成绩单，揭示出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推进大部制改革必然遭遇阻力，这个阻力比人们预想中的还大。这个阻力的根源，就是近年来日益严重的政府部门利益化。实际上，也正是政府部门利益化，才导致职能交叉的现象。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马宇上周在《南方周末》刊发分析文章指出，出现“八龙治水”的现象，原因在我们的制度困境：“一切的根源在于政府部门有权无责，权力没有制约，责任无从追究。这种情况下，各部门拼命揽权，任何一项有权的职能都会争抢，抢不来就下绊而不是协作；任何的责任都会躲避，躲不了就把它泛化，以便法不责众。”这段犀利的描述符合人们的经验印象，这段描述也让人们能够轻松理解，任何一个部门都不愿意放弃现有的职责—因为这职责就是权力，不包含责任；因此任何一个部门都不愿意在大部制改革中“挨刀”。从这个层面去理解，刚刚出台的大部制方案只能算是迈出很小的一步。这也意味着，当前政府、职能的利益化已经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既成事实，部门利益集团具有非常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相当稳固的权力基础。当然，从这个层面去理解，我们也可以乐观地看到，执政党已经开始针对这一现象尝试做改革，我们希望这种尝试最终引向问题的根源：当前政府有权无责的制度困境，需要的显然是一场真正的体制改革。
　　【主持者言】被中外舆论“炒”得很热的中国“大部制改革”，最终方案出台，只是作了一些有限的机构和职能调整，的确让人有一种“不过瘾”的感觉。上述社论认为，这揭示出“大部制改革”遭遇的阻力“比人们预想中的还大”，而且指“这个阻力的根源，就是近年来日益严重的政府部门利益化”，虽只是一种推测，但也不无道理。然而，“大部制改革”的方案是由执政的中共中央提出的，“政府部门利益化”再严重，政府部门的权力再大，按理说也大不过中共中央，大不过全国人大，何以会形成如此之大的“阻力”？如果这是事实，恰好印证了我们前面的观点：党政不分，使得本来就十分强大的政府行政权力被加倍地放大，而人大的法定“最高权力”反被削弱，无法对政府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我们可以再举一个相关的例证：除了两个新晋的“党外部长”，几乎所有的国务院行政部门现任首长，同时又都身兼中共中央委员，有的行政部门甚至有好几个中央委员，如公安部竟有三个。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又有几人——是中央委员呢？再加上国务院的领导和各省的省长也都是中央委员，因而，在整个党的中央委员会中，政府系统的首长占有很高的比重，他们的意见，当然会反映在中共中央提出的改革方案的制订中。而如果按照我们前面提出的意见，凡行政官员不再在党内担任领导职务，甚至也不担任人大代表（担任政协委员倒是应该的，因为他们理应参加“政治协商”），同时增加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人大及其常委会中的比重，或者说增加人大中的党员干部在执政党中央委员会中的比重，这样就能遏制目前政府的过于强势，真正能够加强党和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