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说，从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看，中央与地方事务是有分工的。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微观的事务，由中央，或者省以下垂直管理起来了呢？由于地方政府的不作为，甚至保护，一些学者认为，应当将工商、质监、医药食品监督、土地、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甚至消防等都垂直管理。实践中实际上也只是垂直到了省一级，结果使省级抗衡中央的实力越来越大，而县、市级政府职能被肢解。事无巨细全由中央来管理，实际上是中央包办基层的事，宏观管理微观的事，不仅管不了、管不好，反而在具体事务的集权管理方面管出许多寻租和腐败来。是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还是用中央集权的方式来处理具体和微观的事务？是用制度和机制来管理微观事务，还是用权力来管理？这是一个国家治理社会的不同的思路。我们过去总是在这些方面上收和下移，问题总是解决不了，主要原因在于单一由政府来管理这些事务。正确的方式是，对这些具体的事务运用民主的综合的机制来进行管理。第一，地方人大的监督。通过当地人大，让当地的人民群众，对当地政府和一些部门形成制约和督促，要比中央垂直把所有的事务都管起来好得多。第二，立法—司法机制。与其将工商、质监、环境保护等省垂直，还不如将法院和检察院垂直到中央进行管理。第三，新闻舆论监督，能大大降低政府管理的成本，减少政府管理的工作，其实是社会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机制。第四，利用民间的社会组织进行自律和监督。第五，商会、行业协会、银行、税务、工商部门等，进行个体工商户和企业遵守合同、诚实宣传、依法纳税、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记录和联网。第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工，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素质。只要顺着扩大民主和加强法制的思路，强化机制和制度管理，假冒伪劣、食品医药不安全、环境污染、滥用土地、生产安全等问题不难得到解决，而不需要将越来越多本应该由地方管理的具体事务，都上收到省垂直管理。
　　【主持者言】垂直管理，过去被称为是“条条管理”，与之相对应的是“块块管理”。在现代国家管理体系中，既有“条条”，也有“块块”。比如，国防和常备军的建设，必须要实行垂直管理，如果地方政府也拥有武装力量，必会造成天下大乱。又如货币的发行权，也必须归于中央银行，否则，国家的经济也必会乱套。但纵观各法治国家的实践，总的来说，一个基本的原则是：能够让地方管理的，应该尽量让地方去管。尤其对大国来说，如果垂直管理过甚，势必会降低管理效率，造成漏洞多多，也会增加寻租腐败的机会。道理很简单，皆因“天高皇帝远”。所谓“地方自治”，早已是政治学的常识。但为何在中国，近年来垂直管理的事情却多起来了呢？表面上看，是有些事情地方管不好，因而中央只好权力上收，或直接派驻机构。但深层的原因却在于制度。众所周知，我国实行的是所谓的“单一制”，说白了就是中央集权。地方政府虽说也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但其实是“权力上授”，只要中央一纸命令，各省省长可以随时调换。而省内的各市、各县，也是以此类推。这样的体制，就会造成地方政府的“眼睛向上”，对于地方事务的管理，很难做到全力以赴，因为他们所感受到的来自本地民意的压力，远不如来自“上面”的压力来得大，毕竟“乌纱帽”捏在“上面”的手里。而“上面”呢，管得了省长，却管不了具体的地方部门（想管也够不着），又不能一旦出事就统统撤职，如此又会造成政局不稳，所以，对有些事务就自然地倾向于垂直管理。而任何一个中央部门，对垂直管理都有天然的积极性，因为如此会扩大自己的管理权限。中央集权的体制，最终会导致垂直管理越来越多，这在各朝各代都是如此，可以说是带有规律性的。周天勇先生上文给的几条建议，从道理上说当然是对的。然而，如果不能改变前述这种“单一制”，如果不首先从宪法到实践确立“地方自治”的原则，如果省长、市长、县长仍然可以随时调换却不受本地民意的制约，这些建议实行起来怕也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