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固然是利己的，但往往需要通过损人才能利己，甚至不利己也要损人。某机构请来人力资源专家为职员开培训班，课上专家安排职员们玩了一个“最后通牒”游戏。游戏本身非常简单，专家手里有100美元，声称要送给A职员，条件是A要拿出其中的一部分（不论多少）给B职员。B也要表明希望得到那笔钱的多少，如果A提出的分配比例达不到B的要求，那么二者谁也得不到这笔钱，而且只有一次机会。这个游戏在国外很流行，统计显示大部分的玩家会给对方50％左右的钱，只有4％的玩家给对方的钱少于20％。给对方这么少的分成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超过一半的人会拒绝接受低于20％的分成。我们培训班上的结果也是如此，不论是来自东方还是西方的职员，大部分人都选择在50％上下做了“君子交易”。只在一位扮演B角的比利时“小人”在纸上写下了0，换句话说，哪怕对方给他很少一点钱，比如1％，这笔交易也可以达成。事后大家围着这位比利时人追问：“你为什么会接受这么不合理的交易？”比利时人回答说：“本来那100美元就不是我的，假如我的要求是0，那么对方铁定会分给我一些钱，而反过来我要求任何大于0的比例，都有可能使我分文不得。”仔细分析一下，只有这位比利时人是真正的利己“小人”，因为他的玩法保证了自己获益。而大多数的人却在"公正"的名义下，干着损人不利已的勾当。
　　【主持者言】有学者卢周来撰文称，“理性经济人”这个假说不复杂：在行为动机上，每个人都是自利的，都以自身满足程度的最大化为目标；在行为方式上，他又是理性的，能够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知道如何去实现效用程度最大化。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假说，在经济学界引发的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围绕“理性经济人”最深层次的争议是，这一假说本身是否就隐藏着意识形态？带有左翼倾向的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这一假说本身已包含着意识形态：因为这一假说先验地把人视为“原子式”的“个体利益至上”的个人，而正是这种追求个体利益至上的原子式个人，构成了交易与市场的基础，这正好为以“自由市场”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而意识形态的功能恰在于“为现实制度和价值观念提供一种解释，也为思想和行为提供一种框框。”右翼经济学家则不同意这种观点。熊彼特就认为，这一假说“是中立的，不包含任何政治含义。”但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一方面，左翼总是批评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说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质是为自由市场经济辩护的意识形态，因而按理说其努力的方向应该是排除意识形态对经济学的影响，追求一种“价值中立的经济学”；但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左翼经济学并不承认有“价值中立的经济学”，而只有“利益的经济学”。左翼经济学家在讨论中一般会首先发问：“你说的是谁的利益。”也就是说，他们会试图区别出不同的利益维度。但矛盾也出现了：因为区别不同的利益，是左翼经济学家批评过的“理性经济人”的题中之义。《国际歌》中有这样的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仔细琢磨这段话，其实强调的是“个体理性”。它实际上在强调，我们可以自己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不需要别人来替我们做决定，我们甚至也不需要别人来给我们启蒙！这也与“理性经济人”假说强调的“个体理性”有异曲同工之妙。……被卢先生这一通“弯弯绕”绕过来，简单的经济人假设还真的变得复杂无比了。在当下中国特定的语境下，卢先生被认为带有偏向“左派”色彩的正直之士，但按他以上的表述，在经济人理性这个问题上，左和右的界限似乎并不那么清晰甚至有点倒置的意味-坚持经济人假设的倒成了左派而非右派。其实，右派所谓的“价值中立”，无非是指“自利”之为经济人的共性而已；左派强调利益分别，难道不也是从“自利”的维度出发的么？自由市场从来就是建立在“个体理性”与“利益分立”基础之上的，唯有自利，才有利他，利他也正是自利的必需和保障。反而是历史的经验表明，左派的“自利”虽包裹以“大公”的外衣，却往往以消灭异已、彻底否定对立阶级的生存为前提，遂使其“自利”不可避免地蜕变为一种彻头彻尾的“自私”之心、一种损人利已乃至损人不利已的政治行为。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国就是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