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周末》报道：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日前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包括刚刚发端的“大部制”。假使后续变革能一步一步跟上来，那么过了多少年回头看，这次“大部制”改革，就可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行政三分，这对于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有非常大的意义。肯定行政三分，就等于肯定在共产党领导下，也可以三权分立、三权制约、三权协调。传统上我们是议行合一，立法权和行政权合在一起，都在一个机构里，没有政府。巴黎公社就没有政府，议事完了之后立马就可以执行。事实上，这是一种战时体制，马克思从来没有把它上升为一般的社会主义原则。恩格斯晚年时则提出，民主共和国也可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这句话很有份量，什么意思呢？民主共和国全都是三权分立的，而恩格斯说可以用这种体制搞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三权分立。我们的人大主要是立法，行政权在政府，司法权在法院、检察院。所以我们的立法、行政、司法早就是分开的，。而且《宪法》上还规定一条，“人大常委会的成员不能是政府官员”，就是你不能既拥有行政权，又跑去立法，这也是分权制衡的体现。权力分成三部分，而且要互相制约，互相协调，这个原则是一个普遍原则，过去我们不承认这个原则，现在承认这个原则，这是一个突破，对未来的改革有指导意义。王占阳说：三权分立其实是一个简约的讲法，十七大报告和二中全会报告也没有用这样的提法，但它们都讲到三权，然后又讲制衡。制衡的前提是三权分开，如果三权合一还制衡什么呢？全都在我一个人手里，就没有制衡的问题。制衡就隐含着三权分立的思想在里面。我认为三权分立是人类政治智慧、人类政治文明长期发展的结果，就像市场经济一样，本身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三权分立如果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如果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三权分立。恩格斯那时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三权分立的思想，我们现在又加上党的领导这一条，现在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权分立”，这就更好了。
　　【主持者言】为什么邓小平当年推动改革开放之时，又明确我们不搞“三权分立”？表面上看，是因为“三权分立”会造成权力之间的扯皮和决策效率的低下，但实际上，恐怕是顾虑到“三权分立”与“党的领导”之原则会发生矛盾。而30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又证明，诚如温家宝总理所说，“权力过于集中而又得不到有效监督，是各种腐败现象产生蔓延的重要原因”。既然“权力过于集中”，那就应该“分而立之”，让权力与权力之间互相监督和制约。尽管这样的确会损失一些“决策效率”，但这是民主宪政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即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当初，邓小平说不搞“三权分立”这就如同他提出“不争论”一样，是为了集中力量推进改革开放。现在，无论是从条件看还是从形势看，都已与3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同意王占阳教授的上述观点，应该“与时俱进”地研究如何推行“社会主义的三权分立”"。而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权分立”。我们在上一期的相关评论中曾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和实行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也许并不是绝对矛盾的。一个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就是“党政分开”，即执政党的领导今后应侧重体现于人大，因为依照宪法规定，人大才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党的组织不再直接介入政府的行政工作，而主要在人大中发挥作用，以立法和任免政府官员的手段对政府进行领导、监督和制约。这样，既可以让政府独立地开展工作，又能够避免让权力过于集中在政府手里。当然，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需要小心地加以求证。但既然现在说要“解放思想”，既然我们已勇敢地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不能再勇敢一点，摸索推行“社会主义的三权分立”呢？纲举目张，解决了“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之路必将豁然开朗，而“公共财政”之类的改革也就自然会顺理成章地得以推行，因为党领导下的人大，将代表人民成为对政府权力的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力量。甚至包括提出多年而未能完成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口号，也或将因此有了求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