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日在北大演讲时指出，“转变发展的模式，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口号。”只不过口号虽早已提出，却长期没有做到。原因是存在体制障碍。吴敬琏回忆说，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要求在“九五”期间转变增长方式。10年以后，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重心。为什么早就提出了正确的解决办法，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呢？吴敬琏认为是体制障碍。第一点，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比如说信贷资源，因为我们银行体系、金融体系改革没有到位，所以各级政府依然对信贷的发放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再比如土地资源，因为土地的产权不明确，依然是由各级政府自由裁量运用。其次从财政收入看，各级预算的主要收入是所谓生产型的增值税，所以使得各级政府不能不把注意力放在物质生产部门的扩张上。而从财政支出看，中国的政府支出结构现在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对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大约有70％落在县或县以下财政的肩上。这不但使这些公共服务提供的情况很差，而且使得各级地方政府不能不提高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速度以便取得更多的收入，否则日子就过不下去。吴敬琏指出，党政领导机关最重要的职能应当是要努力推进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对好政府有两个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所谓有限，是说它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而不是“全能”的，应当给市场提供秩序，提供条件，而不应当去处理微观经济事务，更不应当在市场上有自己的利益。所谓有效，是说它廉洁奉公，办事有效率，提供公共产品是低成本的。
　　【主持者言】一个明明非常正确的战略口号，为什么提出多年而未能成功实施？旧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什么迟迟不能转变？吴敬琏先生一语道破其原因在于“体制障碍”。那么，是什么样的“体制障碍”呢？无论从吴先生的上述分析还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可以“一言以蔽之”，即温家宝总理所说的“权力过于集中”。“权力过于集中”不仅是腐败蔓延的重要原因，同样也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吴先生指出，对“好政府”的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按理说，政府的权力太大，虽然有种种弊端，但至少其决策效率应该还是相对比较高的。然而事实证明，一个“全能型”的政府，在其长期的运行过程中，由于腐败的不断侵蚀，由于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干扰，最后不仅做不到“有限”，连“有效”这个原本应该具有的优点也保不住，成了“不该管的管得太多，该管的却没管住或管不好”。由此可见，只有首先做到“有限”，才能最终做到“有效”。因为“有限”意味着政府的权力受到制约，受到监督，它才能“被迫”而真正变得“有效”。所谓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说到底，就是要从“政府主导”变为“市场主导”，政府要放弃“运动员”的角色，专心致志地当好“裁判员”。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发展模式能否成功转变，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能否推进，相对地，也是检验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成功的一块“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