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经济学界流行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解决产权问题”的理论，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产权核心论”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既无助于解释国有企业问题产生的原因，还有可能演绎出错误的政策主张。与预算软约束理论一脉相承的是主流经济学给对转轨经济开的一揽子改革药方，即休克疗法，主张转轨国家应该全面、快速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化。他们认为私有产权是市场体制良好运行的基础，真正的市场竞争要求有一个真正的私有部门；转轨经济中的国有企业遇到的许多问题可以通过快速私有化得以缓解，私有化必须在国有企业结构调整之前进行，必须有一个全面“休克疗法”的价格放开。而我并不主张私有化。如果政策性负担仍然存在，即使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国家也不能从政策性亏损中脱身，预算软约束将不会消失。前苏联东欧休克疗法改革的失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取消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是改革的关键，只有从消除国有企业面临的不对等竞争入手，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形成能够反映企业经营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消除责、权、利不对等现象，最大限度地避免经营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实现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激励相容，这才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出路所在。林毅夫说：中国企业改革遵循的是一条放权让利的路径，同时放开了小型的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竞争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效率。当然，经济活力主要来自新生的、小型的、非国有企业的迅速成长。原来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越来越难以维持，市场经济逐步形成。在改革进程中，国家、企业和人民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调整、适应新的市场体制。前苏联东欧国家采用的休克疗法，也试图以一个更有效率的市场体制替代缺乏效率的计划体制。私有小企业在禁令取消后迅速涌现，可是中型或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则被迫延长，进展缓慢。中国没有中断国有部门的生产，因此中国的渐进改革取得了休克疗法的一些积极效果，同时避免了它付出的昂贵代价。中国应该走渐进改革的路径，如果考虑转型成本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可以证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优于休克疗法。
　　 【主持者言】林毅夫先生已经辞去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职务，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按中国人的习惯，我们应该对他说些贺喜之辞而不应在这个当口对他的理论提出“商榷”。但他的这篇很长的可称“临别访谈录”中的有些观点却使得主持者颇有些微词，不吐不快。一直以来，林先生以自己在国企改革中所持有的“创新观点”而自豪，这就是他在上文所说的：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其产权，而是其背负的政策性负担，正是这些负担致使过去的国有企业缺乏“再生能力”，只要免除了这些政策性负担，国企改革便可大功告成。如此一来，林先生便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一即产权理论弃若敝履，以自己“独创”的“负担核心论”取而代之。但可惜，林先生这一理论的立论是如此地缺乏逻辑和实践的支撑，以至于像主持者这样的经济学门外汉都大不以为然。限于篇幅，在此我们无法展开来批驳。林先生自称自己的这些理论经过了“严密论证”，但依我们看来，林先生的逻辑思维还称不上十分“严密”。以上面节选的他的部分访谈内容为例，不难看出，林先生明显地混淆了“私有化”和“快速私有化”这两个概念的区别。需知，苏东国家的“休克疗法”，其弊端在于“休克”即“快速”，而不在于私有化的本身。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之处，也绝不在于坚持实行全面的国有制，而在于大力发展非国有制经济，并且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连林先生自己都承认，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活力主要来自新生的、小型的、非国有企业的迅速成长”，既如此，林先生又怎么能够同时又坚持认为“‘产权核心论’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呢？难道“非国有企业的迅速成长”不正是得益于中国在产权改革上的突破吗？林先生在访谈录中关于当年他与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就“后发优势”跟“后发劣势”问题进行辩论的一些回忆和解释。在这些言谈中，我们可以看到，林先生在阐述一个国家的宪政改革（政治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同样混淆了有关概念，把对方的观点扭曲为“先用50年到100年改革宪政，然后才来发展经济”。至少在我们所见范围内，杨小凯先生从来没有过类似的表述，依我们读他的文章所获得的理解，杨先生的“后发劣势”论，主要是认为一个落后的国家，如果只学习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不注意在制度建设上也进行学习借鉴并推进改革，最后就会落入“东施效颦”的窠臼。杨小凯先生在几年前已不幸谢世，我们作为“幸存者”，在讨论相关问题时应该更加注意客观准确地引述他的观点。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祝贺林毅夫先生出任世行的高级职务，因为这是中国人首次在世行担当这么重要的职务。至于上述这些与他的“商榷”之言，纯粹是针对他的某些观点，既不是针对他的全部理论，更不是针对他个人，纯属主持者个人不揣浅陋的“一家之言”。相信林先生也能够理解这一点。谨以此作为对林先生的“临别赠言”，并祝林先生履新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