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海军的文章评说：中国古话说：国者，民之利也。也就是说，我们成立一个国家，通过交出一部分税收由政府进行管理，目的是为了保障民众权利和利益的更好实现。但是在财税制度等方面，我们迄今还是强调“国重民轻”，偏信“大河有水小河满”。然而，“大河”有水，“小河”自然就会满吗？现实情形并非如此简单。去年11月，“嫦娥一号”探月成功，中国迈进国际“月球俱乐部”。当《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这体现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时，重庆沙坪坝3位市民却为抢购一瓶低价食用油被踩死在家乐福超市，31人受伤。有网友不禁感叹，一边是国家财政收入高达5万亿富得流油，而另一边，却是物价飞涨下的生活越来越让人捉襟见肘。
　　 为什么国家富有了，民众却依然生活多艰？首先是因为国民税负总体偏重。去年《福布斯》发布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中国排名全球第三、亚洲第一，前年则是全球第二。这个排行榜未必客观，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税负较重的问题。税负偏重意味着，一部分“小河”的水可能被“大河”舀走了。2007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个税法修正案草案，草案拟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2000元。而减轻个税，仅仅是减轻税负的一个很小方面。
　　 其次是价值取向与制度安排。眼下，经济增长的好处更多分配给了政府和国企，所以我们看到属于各级党政机关的豪华楼堂馆比比皆是，公务员工资、福利的增速超过了一般市民的收入增长，而垄断国企的福利待遇更是高得令人咋舌。这样的制度安排，自然会影响公共财政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投入，不利于改善民众的生活。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还存在与民争利的现象。比如，近年来国内的房地产市场非常火热，但许多普通家庭根本买不起住房。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卖地财政”，人为地使地价越来越高，从而让高房价雪上加霜。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提出：一个社会只有放手让每个人富裕起来，它本身的繁荣才有保证。事实上，百姓收入和公共福利滞后已影响到经济，消费不振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消费率长期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22个百分点。这导致中国经济停滞在靠廉价出口外销上，迟迟唤不起国内强大的购买力，无法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政府过度占有社会财富是个危险信号，我们不能迷信“只有国有经济强大，国家才能富强”的教条。正如陈志武教授所指出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富有国家还维系大规模的国有经济，也没有哪个国家真正靠国有制富起来”。我们应当遵照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要求，抓紧解决民生、民富、社会公平等问题，尽快将“国富”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国强与民富”齐头并进。
　　 【主持者言】中国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就有齐国相国管仲提出了“利出一孔”的经济思想。管仲的原话是：“利出于一孔，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通俗的解释就是，一个国家要想无敌于天下，就要建立一套“利出一孔”的制度，让老百姓只有一个获利的通道。从而，老百姓只有依赖于君王政府，而君王就可以有效地控制民间势力。这一传统帝国经济制度构想沿续至今，仍如梦魇般地缠绕着现代执政者的头脑，影响着他们治国安邦的政策实践。问题的本质，还是“国家、社与民众，孰为主从”。“国者，民之利也。”——其内含的逻辑自然是“民为贵，社次之，君为轻”，国家成立的理由就是基于民众的需要，国家财政轻重多寡以及服务对象理所当然地应该交由公众来决定。传统帝制出于“家天下”的产权根据，主张“利出一孔”、强化国家财政，目的在于有效地控制社会、牢笼人民；现代民主政治把这一被颠倒的秩序重新颠倒过来，坚持以人为本、人民最大，再要继续实行“利出一孔”的政策，由国家最大限度地集中并支配社会财富，已经失去了客观需要和必然。国家相对集中财富固然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例如此次举全国之力赈灾救灾，中央国库充裕，便可以做到“需要多少给多少”。但是政府过度占有社会财富，必然导致社会整体效率的流失、导致民间活力的萎缩，这方面的负面效应相对于其正面效果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缺乏公众有效监督的制度环境下，政府集中过多的资源和财富，导致贪腐和浪费，更是无可避免。同样在这次赈灾活动中，无数企业和个人群情踊跃，一呼百应，纷纷慷慨解囊，短时间内捐款捐物就达到数百亿之巨，正说明改革开放30年使民间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社会有了足够的财力支持，才可能有如此广泛的义举和善行。如果说目前还有一些企业在赈灾中的表现不如人意，那么，是否也与这些年来政府部门的汲取过多有一定关联呢？基层反映，近期在企业普遍受困于资金紧张的状况下，一些地方的政府税收仍然保持了超常的高速增长，从中也可窥见现行体制弊端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