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外媒评论：在这次四川大地震，中国总理温家宝作为救灾的总指挥，身先士卒，鞠躬尽瘁，在5月12日地震发生当天，他已身在现场。日本有评论家大赞“中国领导人真的很负责任”，“非常了不起”。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甚么作为中共政治局常委第三号人物的温家宝，非要冒这个险不可？
　　彰显援危救急的人文精神，是温家宝奋不顾身的一个重要原因。温家宝具有物与民胞的心志，人尽皆知。他赶赴灾场，奋不顾身，连自己摔倒受伤也来不及治疗；他自己多番尝试冒着泥石流的风险，希望接近震央，在工作人员多番劝阻后才不得不放弃。这些表现，绝不是矫情之举，作为总指挥，他是以自己的性命作示范，要求救灾人员排除万难，尽快挺进灾区。
　　 体现“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大概是另一重要的考虑。温家宝曾生气地对以天气原因表示无法进入汶川县的搜救人员指出：“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于去年的记者会上，温家宝也曾表示：“政府人员除当好人民公仆外没有任何权力”。
　　 当然，温家宝还有一个很实际的考虑，那就是中国政出多门，利益林立，唯有像温家宝这么一个重量级的政治核心人物，才能挟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支持，得以号令天下，排除其它杂音。值得关注的是，温家宝是得到了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全力的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三天内开了两次救灾会议，并下达了五项指令，其中，特别强调了“统一指挥”。
　　 跟温家宝的做法形成对比的是，从2005年8月25日开始，一场罕见的飓风“卡特里娜”袭击了美国东南部沿海地区，所过之处房屋倒塌、工厂损毁、人员伤亡，到当年的9月2日，即事发后七天，美国总统布什才首次踏足灾区视察。布什迟迟不到灾区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救灾工作已有专职机构，他在现场出现，反而可能碍事。在911事件以后，美国成立了国土安全部，负责国内的防恐反恐和应急机制。
　　 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应考虑设立专职机构负责协调救灾，但以中国现时的政治权力实质操作情况看，短期内最有效，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依然是中共中央核心的人物去主持大局。若要立即成立一个部门，但基础政治制度维持不变的话，这个部门也许只能成为另一个像环保总局这样的“跛脚部委”罢了。但长远来说，中国确有设立专职救灾机构的必要。中国自2007年起有了《突发事件应对法》，但并没有专职部委去实施执行。试问，中国将来的领导班子里，是否能确保有像温家宝指挥能力这么强，救灾经验这么丰富，而又有这么一副菩萨心肠的领导人？
　　 【主持者言】大灾突降，天崩地裂，人命关天，重中之重。前有总理，后有总书记，主要领导人亲临一线，靠前指挥，其他高层主管分工协作、全力以赴，所谓“举全国之力”，也包含着最大限度地集中领导精力组织抗灾，这不仅是针对此次特大灾情的必需，也是中国的国情所规定，不容置疑，无隙可击。主要领导人深入灾区，与广大灾民和救灾人员在一起，所起的最大作用就是树立中流砥柱的“形象”，就是身体力行的凝聚力、感召力和督察力。体制使然，习惯使然，客观条件使然，是不能用发达国家成熟健全的救灾机制来衡量并加以苛求的。政治家最可宝贵的操守就是责任伦理，而责任伦理的突出表现就是将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由政治家的责任伦理推演下去，自然而然，凡是不利于自由生命发展的体制、观念、政策、作风等等，都应在改造、革除之列；顺理成章，灾后重建，总结经验教训，制度上的改进更需要着力推行。比如说，在政府动员组织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启动民间自发的赈灾救援机制，就大有文章可做。而党和政府领导人毕竟也是人，过分依赖领导人个人身先士卒的作用，难免顾此失彼、挂一漏万，甚至影响行政机制的自谐运转。此外，应急处置紧要关头，“一切大话空言、华而不实的积习、对上负责的表面文章、为电视镜头准备的表演，此时，请统统走开！”（《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语）。领导人“情为民所系”，但内生的制度因素亦可能使这种忧国爱民之情发生小小的“变味”。这些细节恐怕也是领导人自身需要注意的，因为它折射的正是某种制度层面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