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说，对于这次中国的抗震救灾，国际社会几乎给予了一致的肯定。人们在灾难中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进步能否用制度化的方式积累起来？如果这样的进步常常不能积累，过了这样的特殊时期，一切就又回归到过去的老路上去了。正如最近网上一帖子说，某媒体在地震以来一直都算不错，这也是周围很多人的一致评价。但当我们对它的看法刚刚有所改变的时候，它又回到了过去，依旧是那套重复了无数次的套话。文章认为，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无论是体现出来的力量还是所表现出来的弊端与缺陷，都与我们这个社会的特性有关。在极短的时间内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投入抗震救灾，并且形成一个有效的指挥系统，是与我们的制度甚至权力模式有关的。就此而言，有官员说中国救灾机制是国际一流，应当说，也是事实。我们这个体制有一种很独特的能力，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其他国家往往自叹不如的地方。但必须看到，这个能力的形成是与我们的体制特点有关的，即权力的高度集中统一。这种权力模式在形成瞬间迅速有效反应的同时，也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在面对灾难的时候，至少有两点可以看得很明显：第一，在这种模式中，我们社会的自治性太差，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太弱。本应在救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民间组织在我们的社会中几乎付诸阙如；第二为了这个集中的权力能够有效运转，手段只有强调上下之间的“命令一执行”系统。而这样的系统在突然的灾难面前，僵硬性就充分暴露出来了：一级一级地听指示，贯彻领会精神，除最高层之外的每一级似乎都缺少些行动的自主性。文章说，在灾难的背景中，人们用悲伤肯定着社会的进步，但对于这种进步我们也许需要保持必要的审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还是没有进步，而在于进步的成果能否用制度的形式保存和积累起来。
　　 【主持者言】大地震在瞬间将人们分为两个群体：死难者和幸存者。死难者与我们已天人永隔，他们的逝去给我们留下的创痛是永恒的，是永远也无法抚平的。作为幸存者，我们对他们最好的悼念方式就是更好地活着。而所谓“更好地活着”，不仅是对我们个人而言，也是对整个社会而言。社会必须有所进步，必须变得更美好些，才能告慰死难者。如果灾难过后，一切依旧，我们将愧对那些死去的同胞。在大地震面前涌现出的无数感人的事迹，令我们坚信人性之荚、之善。但严格地说，这不能称之为“进步”，因为这种善与美是人类的本性，是亘古以来就存在的，只不过在平时的日子里经常被掩藏甚至扭曲罢了，而当遭遇地震这样的大灾大难时，才空前地被唤起和激发出来。真正的“进步”应该体现在由此引发的社会制度的良性变革。也就是说，人民向来都是善良的、伟大的，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因此，需要“进步”的不是他们，而是社会和国家的制度。或者说，如果人民也需要“进步”，那么，就像《国际歌》里所唱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反过来说，社会制度的变革和进步却需要人民的推动。中国古语云：“祸兮福所倚”。在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之后，我们的社会制度应该有所改善、有所进步；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幸存者们“活得更好些”。这是活着的人们之希望所在，相信也是死难者在冥冥之中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