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各地的志愿者纷纷加入救援工作，美国《华盛顿邮报》指出，“非政府组织”（NGO）在救灾中的效率非常高，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并认为这种力量将有助于建立一个真实的公民社会。
　　 《华盛顿邮报》介绍，田军，是“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的秘书长，该“非政府组织”（NGO）以从事岷江流域河流保护工作为职志，面对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她和好友迅速成立民间救援中心，透过网络信息传播参与救灾行动。
　　 像田军这类来自民间的救援力量，不论是NGO或志愿者，在汶川大地震中的表现不逊于军队，其善举不仅为当局所肯定，未来也有可能使NGO在大陆有更多发展空间。
　　 报道说，除了NGO，以个人名义加入救灾的志愿者，其热诚效率亦让人刮目相看。从贵州星夜奔赴灾区的慕文西（音译）说，他和家人从电视看到灾民惨状当场落泪，决计邀集好友动员车辆，买足食物药品，驱车十五小时赶到都江堰，之后抄小路抵汶川县映秀镇，此时政府的救援物资尚未赶到。
　　 来自四川攀枝花市东区的志愿者协会秘书长张国远说，NGO在这次抗震中的表现可圈可点，“我们跟媒体合作，有专业的信息调查员，又能点对点将救灾物资发放到灾民手中。”相较于政府庞大的救灾体系，“船小好调头的优势”为NGO赢得一定的社会公信力。
　　 报道称，中国各地参与救灾的志愿者人数，目前尚无准确统计，但其惊人的动员能量引起政府关注。四川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乔国志（音）认为，这场地震让政府了解“民间的力量”，这种力量将有助于建立一个真实的公民社会。【主持者言】所谓“公民社会”就是自治的社会，社会的大多数公共事务由民间自己协商处理。非政府的民间组织作用越大，政府肩上的压力越轻，行政权力的作用空间也就越小。中国的传统社会曾经存在“士绅”这一中间阶层，成为“王权不下县”的专制制度赖以维持的重要辅助力量。“士绅”与现代社会的非政府组织当然不可同日而语，而公民社会发展的结果必然指向政府权力的弱化和受限，与传统专制体制取向高度集权更是南辕北辙。但现代公民社会导致权力多元、民大官小的趋势既是文明进步的潮流，在历史渊源中也可以找到某些因子，而且这种趋势于政府以及官员阶层本身也绝对是有益无害。我们的传统令政府官员在享受权力盛宴的同时，也承受了过于沉重的社会舆论压力。“一二三四五，有事找政府”，老百姓总是习惯于依赖政府，要政府为民做主，政府事实上做不了这个“主”，结果就是管了不该管的，该管的管不好，于是又惹得公众不满意，怨声载道。经历了汶川地震的教训，我们国家对于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对于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非政府组织，亟需重新认识。发挥传统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固然不错，但不能理解为所有的公共事务都要揽到政府身上，该放手时得放手，让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实行自主、自治、自救，可以帮助政府节省下多少公共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