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宏图公告设计公司卢周在《商界》撰文评论：在理想状态下，公司的一切都可以由制度约束。各个制度像齿轮一样紧密咬合，运转有序；然后员工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游刃有余，自由发挥。当我们不顾一切地向这种理想靠拢时，却忽视了前进路上的陷阱——高额成本。在建立制度之初，我们就应该考虑到可能产生的成本是否会抵销获得的收益。一家公司发生了一起文件丢失事件，老板认为必须建立一套安全保卫制度。于是将办公楼外门换成装有自动识别系统的保安门，每个员工配备装有识别芯片的胸卡，一共花了50万。保安门安装后一直出问题反复维修，前后又花近10万元。某天晚上老板的办公室竟然被撬了。后来查出作案者是原保安部经理。此前保安门老出问题也是他干的。他觉得一旦保安门真起作用了，就不需要保安，更没有保安部经理了。折腾一番后，起作用的仍然是挂大铁锁的里门以及原来制订的员工保密制度。至此，那一系列制度和所花去的60万元便成为了一种永远不会产生收益的成本。
　　 每一项制度的立或废，都涉及到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因此，利益受损的一方很可能有意阻挠或迟滞不利于他们的改革。相比前期固定的显性成本投入，这种隐性成本总容易被忽略。一项制度从建立到完全起作用，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还要不断付出新的成本。这种成本就是新制度的“贴现率”。有时，往往是因为贴现成本太高，即使所建立的制度再好，也可能成为不堪承受之重。
　　 【主持者言】有句话说：“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这不应该成为忽视制度建设的口实，但的确需要引起立法立规者们的注意。制度不长脚，不会不胫而行。制度本身也有个好坏善恶和是否可操作的取舍问题，即便是一项好制度，也仍然存在执行力的差异。古人曾曰：“国将亡，必多制。”说的是亡国之端，贿赂公行，秩序混乱，执政者屡屡制定法律法规用以应对危机，却又屡屡更换法度，朝令夕改，适足以添乱或作法自毙。这是一种历史传统。而处于当代社会转型时期，同样会面临“国多制”的情况，因为从传统的粗放型集权式管理到现代社会的“用数目字管理”，本质上就是从人治到法治的转换过程，既然是法治，法律完备和细密则是必然的要求，今天的“多制”乃是历史进步的表现。有一点古今同理，当今中国面临的最大困惑仍然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贯穿其中的同样是利益与法治的博弈。小到一个企业的保安经理，大到国家和各级政府的权力部门，之所以许多法律法规形同虚设，皆与各种利益关联方的掣肘牵制脱不了干系。有人将“部门权力化、权力利益化”视为几近固化的官场潜规则，视为当今中国政治生态的一种表征，透露出的其实还是对牢不可破的现实利益屏障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