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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我们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类家族企业”的运作模式，其金字塔结构中资产的运动方向往往和亚洲其它地区的情况相反。上市公司在复杂的结构中，往往成为这种类家族集团中的旗舰企业，其资产变为向下运动，具体表现为投资行为。产生这一模式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目前中国股市的初级市场特征尤其是不健全的交易监管机制，决定了“控制性股东”有可能通过证券市场股价上涨获取暴利。德隆模式不可能持久，因为它根本违背了客观规律。（2001年4月）
德隆所谓的产业整合，说到底是低价收购，收购完后全部买断，形成区域性垄断，再提高售价，这是一个寻租的过程，是价格扭曲造成赚钱。在一开始的时候，产业整合这个概念确实是有创意。但是当形成一个制度的时候，形成一个多元化企业的时候就不能创新，因为任何一种企业都有它的运行规律。所以一个企业最重要的是要学习一个产业或者是一个多元化经营企业的运行规律，而不是创新。通用电气多元化的成功，在于它的长短期业务互补，能够产生充足稳定的现金流。而德隆不但长、中、短期业务互补没有做好，横向内容方面的互补依然没有做好。只要做好任何一个产业就发达了。在达到稳定现金流的目的之下，伟大的企业家要学习放弃机会，而不是把握机遇。德隆问题说明金融与实业的结合是危险的。（2004年7月）
——郎咸平：财务学专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德隆把从股市积累来的资金来搞产业整合，这还是非常有意义的。舆论界、政府部门应该对德隆的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该支持的应该支持。作为工商联来讲，我们还是呼吁有关部门保护好德隆的生产企业，使它的生产企业能够继续经营下去。将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资本来接手德隆一些资产，都是可以的，但是德隆还是要继续发展它的产业。（2004年7月）
——黄孟复：全国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
对于德隆，我感到惋惜，遗憾之外又有可惜之处，我相信司法部门以及政府会对德隆给予合理的处理。（2005年6月）
——胡德平：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
从2004－2005年，我本人参与了德隆系的风险处置全过程，不管当初唐万新是怎么想扩张的，在他的实业范围之内，当初的运作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后来由于收购、兼并没有很好地实现产业的整合，在利用金融机构来融资的时候，没有很好的遵守金融法规，因而最终酿成了严重的金融风险，给社会带来的不稳定的因素，我想这不能不说是民营企业走向并购重组中的遗憾。（2006年4月）
——吴晓灵：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德隆犯了它不能承担的错误，所以导致了灭顶之灾。德隆的问题对其自身而言或许是创新所招致的风险，但对银行而言，则要承担风险控制不当所带来的“灾难”。所以，怎么对待坏账和高风险客户，就成了银行和监管者不得不面对的风险之控。（2006年4月）
——刘明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导致德隆失败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是违规违法经营所致。尤其是在德隆参股、控股的一些金融机构里面表现得更为充分。在银监会关于金新信托停业整顿，证监会关于德恒、恒信、中富三家证券公司托管经营的公告中，都提到了这些公司因严重的违法违规，必须停业整顿或托管经营。不惟如此，德隆的实业企业也具有许多企业的通病，如存在虚假注册投资、企业逃废债等情况。另一个原因则是经营发展战略问题，急剧膨胀，以为做大了就能做强；以为在股票市场上进行炒作，就算是懂得资本运作、实现产融结合了，这属于经营战略、发展思路上有问题。（2005年1月）
——杨凯生：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工商银行行长
我把有的庄家我把它比做“高级扒手”，它通过一些看似合法的方式把股价抬上去以后就套现。德隆其实不是自己在坐什么庄，只是它的下面有一些金融机构在从事一些委托理财业务，而且股价上去以后，德隆并不急于把股票卖出，它只是把高市值的股票拿去做抵押，从而获得更多的资金去做事。
我们应该救德隆，第一，唐万新的为人非常好，很务实；第二，他的确做了很多事，而且做得很不错，目前国内的民营企业也没谁能做到这个水平；第三，德隆已不是唐家的德隆，涉及几万人的饭碗。第四，在国外市场化程度高的国家，当大企业出问题，政府会出面帮助的。中国政府能帮国有企业，就不能帮一帮很有前景的民营企业吗？（2005年3月）
——钟朋荣：经济学家、咨询家，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
作为一种社会兼职，独立董事们很难随时准确掌握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详尽的运营状况。虽然独立董事被赋予了可以“聘请中介审查公司账目”的权力，但在现实中基本不具有操作性。企业经营者要是想暗箱操作，骗过“局外人”再容易不过。要摆脱危机，尽快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是加大上市公司退市力度。如果公司很容易就被勒令退市，巨大的压力将迫使它尽快调整自己的公司治理结构。我因无法了解和把握新疆屯河的真实运行情况，而辞去独立董事（2004年6月）
——魏杰：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德隆危机再一次说明国营金融垄断的道德风险实在太高。过去几年，有关德隆风险的文章和讨论到处都是，但这并没阻止一些银行向其贷款。为什么直到今天才开始有银行注意到问题的实质呢？当各商业银行的高管都是由行政任命产生时，银行不可能按市场规则运作，道德风险不可能低，这些银行自然会对活生生的问题经常视而不见。
即使德隆的多家公司资不抵债，政府不应该无条件地让银行帮德隆，那样做不仅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可能使这颗定时炸弹的破坏性大大放大。如果在政府的帮助下银行不再追债或者继续提供贷款，那会是最坏的解决办法，只会继续让道德风险最大化，以后没有人会把风险、责任当回事。更负责任的办法是让那些资不抵债的企业进入重组或破产程序，通过重组把这些企业转到更负责任、能真正为投资者利益服务的新股东和新管理层手中。（2004年5月）
——陈志武：经济学家，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终身教授
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曾在1997年6月—2001年6月期间与德隆和唐万新合作过。德隆是一个有理想的企业，但由于德隆的理想与目前中国体制、环境不相匹配，因而导致了德隆悲剧事件的发生。（2005年4月）
——吴晓求：金融证券专家，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我想德隆是想创造三赢模式，但失败了。唐万新试图于大量长期持有一种股票，然后对上市公司进行产业整合，动机本身并无可厚非，但最终却由于没有正确的股市文化和股市经济理论指导，产业开发与增长环节跟不上股价发展的速度，再加上老鼠仓，最终套住的是自己。（2004年6月）
——刘纪鹏：股份制证券专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公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德隆的暴发和维持基本上依赖两大支撑体系，即上市公司群和金融机构群，实质上就是两个金融体系的孪生体，即上市公司为主体的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为主体的资金市场。这两个市场是垄断的、变化莫测的、非市场的。当一个雄心万丈的企业家将自己的理想坚定地依赖这个体系上的时候，悲剧注定要发生。
今天德隆集团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所谓违规操作成为千夫所指，但长期以来默许甚至便利其行为的各级监管机构如何定位自己的责任？德隆的“原罪”自不待言，宽待了乃至制造了一大批旨在圈钱的上市公司和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的“原罪”何在？如何建立公正的管制体系，如何制约政府部门的非经济行为，远比德隆重组更为迫切，更有意义。
重组德隆，就是在重组我们自己，重组中国企业界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模式、重组中国的管制环境和经济崛起的社会基础。（2004年7月）
——王巍：全球并购研究中心秘书长、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德隆悲剧是两种风险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炒股引发的风险，或曰‘时代风险’。在那个‘全民炒股’的年代，德隆做的不过是所有庄家都在做的事情。比如委托理财，承诺保底，这在那个时候基本上是全行业的惯例；二是制度性风险，那就是我们的制度没有给产业兼并重组提供一种合法的资金渠道，反而把路都堵死了。德隆搞产业整合的钱很大一部分来自委托理财，而在国外则可以通过杠杆收购来实现。所以很多民营企业如果想搞收购兼并，就得想方设法弄钱，周正毅的钱是从银行弄来的，德隆的钱则来自过时的坐庄炒股和理财融资。至于后来一系列关联企业相互担保，弄出一堆大家看不懂、算不清楚盈亏的账目，原因也在于此。”（2006年1月）
——李肃：原德隆投资顾问、和君创业总裁
德隆系面临目前的困境主要是缘于自身经营决策不当和管理不科学。德隆系旗下上市公司的股价曾经多年居于高位，结果导致了资产流动性出现问题。（2004年6月）
——张宏伟：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东方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民生银行副董事长
“德隆系”、“格林柯尔系”、“张海系”都近似地形成“初期发展—快速扩张—快速的短期资金融通—再扩张—资金链条紧张—危机—溃败”的路线。为什么企业一发展就快速地进行多元化扩张？前述链条的主要成因之一是“系族企业”成长的金融环境存在缺陷，表现主要有二：一是融资渠道不畅；二是长期融资渠道缺乏。正规融资渠道的短缺极大制约了包括“系族企业”在内的民营企业的融资能力，从而诱发了替代式的非正规融资途径，进而扭曲了金融链条的性质，降低了链条的供给能力，出现关联交易、违规担保、虚假出资、挪用资金等行为。同时，长期融资渠道的缺乏是导致“系族企业”在扩张过程中显著依赖短期融资来“借短用长”的重要原因。这种高风险的融资结构实际上承受市场波动能力很低，也是导致系族企业在快速扩张时期容易出现资金链条断裂的关键原因之一。德隆兄弟们败于中国金融体制缺陷。（2005年11月）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唐万新被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股市罪，可是唐万新何止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何止是操纵股市？唐万新对形成自我“金融帝国”的渴望和对逐利的疯狂，对金融体制的破坏，对投资者和债权人利益的伤害，对整个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的投资信心和环境的打击，都已远远超出了现有的刑法和其他相关法律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股市行为的规制。
德隆案表明，在针对金融犯罪方面，中国现有的法律体系存在某些空白，暴露了我们目前这种司法体制和司法运作机制已经不足以应付带有新型、交叉、边缘特征，同时又有传统违法犯罪因素的综合类案件。”（2006年4月）
——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德隆案和周正毅案有所不同。德隆所运用的是巴菲特的一套理论，重点还是在做产业，因为德隆去搞股票，最后实现的利益不是体现在股市上。资金不是德隆的，说德隆因操纵股价获益98亿元那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些资金不是德隆自己的，而是客户的委托理财资金，这是个关键问题。事实上，德隆系的上市公司产业整合做得还是比较好的，这从财报上可以看出。坏就坏在金融上，唐万新信奉巴菲特理论，他那个时候都把股票一直不停地向上拉，但绝大部分的股票都在他手中，他没抛。（2006年1月）
——陶武平上海市申达律师事务所主任，唐万新辩护律师
这是涉及证券市场额度最高的一次罚款。此前国家并没有对德隆系非法所得加以没收，那对新疆德隆和德隆国际罚款50亿并不显得过重。德隆系通过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和吸收公众存款，获得了巨额的非法所得，国家为此买单也付出了巨额投入。此次对新疆德隆和德隆国际处以50亿罚款无疑可以冲销一部分买单代价。前段时间国家在查案过程中查封了不少德隆系的资产，此次高达100亿的罚款还是有可能实现的。（2006年4月）
——郭锋：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我觉得你在没有很快的能力与速度去改变外部环境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规范自己，将自己的事做好，这样最终可以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透过德隆事件，我最近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民营企业应该怎样规范自己、透明自己，得到各种资源，获得各个阶层的支持。（2004年6月）
——郭广昌：复星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德隆的产业基础选得很好，发展思路也很对，通过对优质产业链进行整合发展。唐万新是个比较理想化的人，他的一些经营理念和思路有先进的地方，但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国情。德隆最大的问题是，单纯在实业发展速度上太快了，实业需要大量投资，就像血液需要源源不断输入一样，一旦供不上，就需要金融来支撑，而德隆主要是到二级市场去搞股票，把几个上市公司的股票炒高，再抵出去贷款。其实，德隆在实力不足的前提下，在缺乏后续发展资金的情况下，走了两条路，一是搞金融，二是高息吸贷。所以，它主要还是超越了自己的承受能力想走捷径，结果一步走错，步步走错，导致恶性循环。（2004年7月）
——鲁冠球：万向集团董事长
德隆失败的原因：从外部讲，德隆错误地判断了形势。2001年，国务院下令调查德隆、郎咸平撰文炮轰德隆以及股市大跌的紧要关头，唐万新进行了一系列努力，并错误的认为德隆已经度过了难关。实际上，由德隆委托理财等业务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已经无可挽回，如果2001年德隆死掉的话，今天的德隆可能已经获得新生。从内部讲，德隆产业整合战略投资错误地站在了一系列短期融资的基础上，造成了资金链断裂。
德隆败局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无论何时都应当将现金流管理放在企业管理的首位。同时我们不应该将德隆的溃败与金融控股公司这种发展模式画上等号，从而轻易地来否定民营企业在这方面所做的探索。（2005年4月）
——王世渝：资本运营专家，上海瑞思房地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虽然西方强调专业化，中国却有多元化的土壤，如果旧的产业衰退无法挽回，企业应寻求新的产业机会弥补。但是大集团在做各个专业公司时必须清楚，如果集团出了问题，下面的公司再好也难逃一劫，德隆就是一个例子。有的民营企业不清楚自己不能干什么。过去民营企业贷款容易，自认为什么都能做，当宏观调控信贷收缩,短期贷款一断，其他融资渠道又没有，很容易出问题。企业要低估自身能力，把钱拿在手上，现金为王，否则成也资金，败也资金。（2004年7月）
——荣海：海星集团董事长
德隆模式，也是不少人想仿效的模式，说白了，就是用金融杠杆来以小博大。比如：先掌握一家上市的壳公司，装入优质资产，大幅抬高股价，然后通过公开市场融资或者通过（大大升值了的）股票质押贷款的方法圈来大量现金,有了现金就可以控制更多上市公司，收购装入更多优质资产。每循环一次，控制的资金就可以成倍放大。几个循环下来，便能达到以一博十甚至以一博百的效果。然而，金融操作的一个规律是：金融工具的杠杆效应越大，对应的风险也越高。无论你设立多少中间公司，变幻多少手法，只要你最终希望达到以一博多的效果，你就必然面临更大的风险。德隆是否曾对自己的扩张风险成本进行过金融意义上的评估呢？从现在的结局看，大概是没有的。（2004年8月）
——吴向宏：美国Innoprise基金高级顾问
德隆事件值得深思，违规操作涉及很多环节，上市公司、券商都在其中。为什么还会出问题呢？说明整个体系的规范运作还是没有建立，才给德隆们有可乘之机。说到底德隆是在盛名之时在银行业呼风唤雨，最后在风险无法控制时消失于无形。这类教训在中国过去二十多年改革中非常多，完善制度建设比关注德隆事件更重要，有了好的制度，可以培养更多的大型民企，也可以避免更多的德隆出事。（2004年7月）
——郑新刚：美资投行CFA
德隆和三九的问题在于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不去力争改善我国经济运行的宏观环境，即争取市场化，而在宏观条件，即法制条件、金融条件、道德条件尚未具备之前，又不采取特殊的防范措施，自认为自己处于美国的经济环境之中，孤军深入，身陷计划经济的重围，是被人聚而降之。造成困局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按市场经济法则运行的企业与按计划经济法则组织的经济秩序的矛盾。我有两点铁的规则，第一，企业利润是资本运作的基础，没有利润的资本运作，就是投机式的赌博行为；第二，在中国金融改革以前，绝不与中国金融界及资本市场来往。（2004年8月）
——牟其中：原南德集团董事长
德隆高层对中国金融产业的判断乐观了一些。金融业的潜力无可质疑，但德隆实业的利润是不是足够支撑它的金融业？还有国家是否真正认同你做金融？国家是不是接受了民办金融大发展的格局？其实这些都还没有达成共识。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时，企业不能一味抱怨政府，要将现金流规划做得更到位才行。长期项目短期贷款，这是没法长期持续下去的。哪怕少挣一块钱，少挣一块地，也要守住衬衫。
我认为在解决德隆问题的过程中，一定要稳住企业家们的心，一定要让大家感觉到在中国打造一批世界级企业是有充分的战略空间、政策空间的，这个定心丸很重要，优秀的企业家，是中国最稀缺的资源，比一千亿两千亿美金价值还大。（2004年6月）
——项兵：长江商学院院长、教授
枭雄唐万新以其狂想家的情节、少见的执行力和韧劲，以及外逃后复又回国自首的举动，获得诸多溢美之词。但是，德隆案系列庭审正在剥开以产业整合、金融控股先锋自居的德隆精心编织的层层面纱。唐万新疯狂、复杂、黑暗的另一面正在逐渐曝光。（2006年1月）
——《财经杂志》
中国企业界每一个著名的失败或悲剧都给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德隆的“长投短融”悲剧，会不会让人们看到中国民间企业与中国金融的致命问题？（2004年6月）
——牛文文：《中国企业家》杂志总编辑
香港学者郎咸平指责德隆“志大才疏”未免过于刻薄，但德隆热衷于“使用那些未来的作战方式”，在不断的狩猎中寻求快感，并不断膨胀，以致产生了“大者不死”的盲目乐观情绪。一个资本俘获者最终被严酷的现实所俘获。（2004年9月）
——王云帆：《21世纪经济报道》上海新闻中心副主任、记者
德隆今天的危机却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于所有这些制度性问题的深刻反思。可以不去拯救德隆，但是却不能不去拯救还不完善的制度。（2004年7月）
——《凤凰卫视》
德隆的败落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反思。其中最为深刻的一条就是：依靠短融长投来获得超常规发展的模式风险极大，无论表面上多么强大的企业，如果不能妥善安排好财务结构，它终究是一个脆弱的企业。（2004年12月）
——《上海证券报》
德隆的债务窟窿显然要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多。230亿元的实业负债和340亿元的金融负债就成了挡在重组之路前的大山。德隆目前的资产，能弥补多少窟窿还很难确定。（2005年3月）
——《证券市场周刊》
真正的问题不出在德隆的整合思想上，甚至可以说，德隆的这个思想是伟大的；问题真正出在，德隆靠一种资金的“东墙西墙换算法”，来维持着这种整合思想。（2004年11月）
——《时代商务周刊》
德隆突破人们想象力的宏图远景，一方面来自于唐万新的个人风格，另一方面，也带有浓厚的学究气息。这是德隆以累计数亿元的巨资所聘请的国际咨询业大腕的作品。然而，在精巧地设计了战略上的框架模式之后，无论唐万新本人还是这些咨询业巨子，都没有能力在更具体的执行层面有前瞻性的布署，更何况预测中国的经济大气候，这是德隆的败因之源。（2004年9月）
——赵龙：《经济导报》记者，《德隆真相》一书作者
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的所谓金融服务的创新，至少在国内同业中，真正按照一种可执行的业务逻辑和架构，逐渐推进的成型化运营，的确还只有友联这样一个“简单思考和力量的”机构，因此，可以说，友联的平台是先烈而没有成为理想中的先驱，这何尝不是一种大家的遗憾？也可以说，友联业务的每一步推进，成功或失败的结果，或许其深刻的历史价值，只有在今后不断的显现出来，并为今后的同业平台所用心体会和借鉴。(2004年9月)
——一位前友联管理员工
郎咸平可能看到了德隆的问题，但是，郎咸平并不是英雄和正义的化身，此类说真话卖假药的江湖骗子社会上多得是。卖假药的江湖骗子只管说大话却开不了处方，是不做实事的。郎咸平只不过往粪坑里投了一块石头、丝毫没有君子风度的顽童。唐万新与郎咸平谁是英雄谁是骗子，冷静分析一下就见分晓。（2004年8月）
——新浪网友
企业的生存之道是盈利，德隆应该老老实实发展，你从事的行业或者项目能够盈利，就可以干，否则干脆别干。赔了钱再圈钱，再赔再圈，这样的企业是社会的祸害，应该立刻关闭。（2004年12月）
——搜狐网友
德隆是做资本游戏的，过分抬高股票价格导致价格扭曲，制造虚无财富。无人参与的就不是市场，而只能成为一出游戏，游戏总有结束的时候，这就是德隆的命运。（2005年3月）
——网易网友
同样是知名的民营经济，但“德隆”和“啤酒花”惊人新闻的性质有完全不同的区别。同样是改革开放中涌现的知名大腕人物，但唐万新的兴衰过程和禹作敏的兴亡史又截然不同！记得有这样一句名言“完美的苍蝇总是苍蝇，倒下的战士永远是战士”，我至今还没忘记德隆在乌鲁木齐发生的一次“食物中毒事件”社会最需要支援的时刻付出的“赠药解围”和给驻守中蒙边境的人民子弟兵捐款的义举。唐氏兄弟的“下海弄潮的尝试”未必是失败的！（2005年2月）
——天山网友
唐万新是肯定极有人格魅力的，但这避免不了德隆及唐本人最后的结局，一个资金成本长期大大高于产出效益的企业能长期存在么？这对社会毫无价值可言。（2005年4月）
——天涯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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