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部存在的巨大落差，已经构成进一步推进整个 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屏障。这种落差不仅呈现在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上，而且体现在改革自身之中。东西部改革的落差具有三方面表征。①改革政策的倾斜性。改革和开放以来的优惠政策大多由东部沿海地区所包揽，本应从政策优势重塑外部经济环境的西部却待予歧视，使得东西部磨擦更为剧烈；②改革战略时滞性。改革方案是按梯度推进的，即先在东部试点，尔后逐级推移，当在西部安家落户时，已失去部分改革的创新效应和先行效应，这使得西部很难有翻身和自立的可能性；③改革措施的异质性。改革具体方案的出台，主要是针对东部的特质而制定的，西部往往不适宜，即使适应的方案亦只能对西产生局部的影响。这种异质性，使西部很难摆脱对东部的依附，经济发展始终处于徘徊不前的境地。
　　 加剧东西部的断层，一方面是由东西部本身的特质引发的，重要的一面是由改革的落差，即改革战略的失误而诱致的。这个判断只要我们对改革开放前后期进行稍稍比较便能得出。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之所以近年来能超前发展，优越的地理区位固然重要，但获取较多的改革优惠政策是起决定作用的，由此我们可推论出这样一个结论：减少东西部的落差，则必需回到加剧这种落差的成因上，即通过缩小东西部改革的落差来实现。
　　 西部的经济有其自身的特征。改革亦必须有自身的特色。如果说，我国先后建立起来的广东、福建、海南东部沿海经济改革试验区，更多是适应东部沿海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那么依据西部经济的特点和要求，设立西部内陆经济改革试验区是完全必要的，亦是可行的。④从建立的东部沿海经济改革试验区来论，具有两个功能，一是外向型。由于毗邻海岸、港口，依托大城市或靠近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初级产品又多靠进口。市场必然向外拓展。两头在外必须是外向型 经济；二是广延型。设立广东等区域的经济改革试验区，其目的还在于探索一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兼顾计划等宏观调控手段的经济发展新模式。以实现“一国两制”的构想。而选择新疆作为西部内陆经济改革试验区，是由其特征和上述功能所推导出来的。
　　 一、从经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走过历程来看，其经济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制度模式的选择偏向于市场经济，二是发展模式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对大国而言，在发展的初始阶段，总是选择运输成本低而要素配置优化的区位，作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以牵动其他区域的发展。我国设立广东、福建、海南、新疆改革试验区，就是基于这种谋略。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分别与苏联、印度、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汉等国接壤，边境线长达5千余公里，具有发展外向型 经济的有利条件。
　　 ⒈不同区域产业结构间的“结构差”（中国东部与中西亚区域的结构差，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与苏联，东欧的结构差）和新疆经济结构双重的“互补性”（一方面与我国东部互补，一方面同中西亚区域互补），必须把新疆推向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前沿和西部对外开放的窗口，“结构差”拓宽了新疆贸易的横截面，而“互补性”促进新疆产业深度的开发，这是成为外向型经济的先决条件。
　　 ⒉中西亚是世界石油储量最大而出口量最高的区域，石油储量占世界储量的60%，仅沙特一国便占25%，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3.3%，出口率为94%。由于丰富的石油资源，中西业国家的金融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其中游资高达1500美元。加之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心理特性等因素，成为新疆利用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渠道。
　　 二、选择新疆作为经济改革试验区，还因为新疆具有典型的内陆型和不可传导型。两个独一无二的特性。所谓典型的内陆型指新疆是全球距离海岸线最远的区域之一，具有半干旱性和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内陆的一般特性。以此可考察内区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般演化模式，而不可传导型是指由于新疆与我国沿海区域距离最远，因此改革方案的出台不会扰乱这些区域的经济活动。从这种意义上说，新疆实验区的选址要优化于广东，福建和海南的选择，特别是广东的改革，对周边区域的影响和干扰是巨大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影响的反馈，又会阻扰这些实验区自身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以此难以评判改革方案的优劣。我们设立改革试验区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不能对整个宏观经济系统发生较大的震荡和冲击。可以说，广东等区域的改革试验区是诱发去年通货膨胀的一个因素，这便异化了改革试验区的目标，而新疆这一独特地理位置，可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只要我们稍加防范，便能使改革的试验方案不变形，有利于其他区域的推行。
　　 三、中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而分布的非均衡性使得绝大部分民族聚居在贫穷落后的西部。可以说，西部的发展就是民族的发展，然而，遗憾的是，建国40年来，西部没有哪个民族地区的经济是走向自立发展的。经济运行维持主要依赖于中央财政的补贴。若是设立新疆经济改革试验区，不仅使新疆经济得以长足的发展，成为我国民族地区的成功样板，而且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政府积极致力于各民族在经济、文化的不断进步，有能力把民族地区的经济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从而获得世界各国和组织的好评。
　　 四、由于我国各区域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改革应有其侧重点。这种改革的梯差是我们设立新疆经济改革试验区的一个重要依据。已知以往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经济改革的逻辑序列应当是，先建立起商品市场的竞争机制，即国家放弃对产、供、销关系的直接计划控制，让企业自主进行生产交换的决策，培育初步的市场体系，然后再分步建立起要素市场竞争机制。广东是我国的发达区域，经过几年的改革，已跨过第一个阶段，开始侧重于建立要素有效配置的市场竞争机制，显然广东试验区进一步的改革试验对西部是不适宜的。
　　 西部经济要走出困境，其出发点首先是从塑造市场发育机制着手。也就是说，西部的改革还处于第一阶段，我们把西部经济改革这一阶段内容在新疆试验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⒈市场发育不良是由城乡间的封闭等众多因素促成的。在新疆还存在地方经济和兵团经济、现代工业和传统的民族工业，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等错综复杂的割据和矛盾阻遏着新疆市场的发育。这些经济和非经济因素掺合在西部是有代表性的。若是此区域改革取得成功，其示范效应和放大效应将是不可估量的。
　　 ⒉市场发育不良的直接后果，是市场需求之不足。这是因为产出效益低，必然表现为个人收入少和投资不足，而投资不足则不能形成要素有效置的产业环，由此而来，便不能建立起相互供求的商品竞争机制，亦就未能达到规模经济的效益，区域内的市场需求便会严重不足。所以西部各区域在发展初期，其市场需求必然向外部扩张 ，这里关键是寻觅到对应的扩张源，根据上述我们论证的“结构差”和“互补性”，新疆向外扩张便成为西部现实的选择。
　　 ⒊今明两年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是“整治”和“双紧”，其实质是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一次重新调整。这是与新疆向西拓展相吻合。通过向西开放，充分利用苏联、东欧地区的重化工业优势和我国东部沿海的轻重工业优势，发展新疆资源，加强基础设施促使新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以此形成要素，有效配置产业环。这本身就是市场发育的过程。
　　 ⒋新疆在国民经济中所拥有的份额少，其社会总产值只约占全国的一个百分点，假使改革出现失误，也不会对国民经济宏观系统和眼下的整治、双紧产生太大的冲击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