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经济与社会现实一直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艰难的选择。 “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应用于国家整体区域布局时，形成资源和政策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高度倾斜，并造就了诸多经济奇迹的现实，这也同时造就了与中西部经济与社会的巨大差距。不平衡发展战略内生的一系列矛盾逐渐暴露，区域发展失衡特别是东西部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不仅影响到国民经济健康运行，也关系到社会政治稳定、民族团结和边疆巩固。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从全民族和全国范围来看，理应趋向时间上的同步和空间上的均衡。区域协调发展是为了弥合不同民族和地区在发展进程和水平上的差距，是创造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1997年到2005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GDP增长率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其原因在于：一、中国制造业蓬勃发展，世界的生产重心正在向中国转移。沿海地区由于当地配套生产能力齐备，各种配套条件完善，受益明显。二、城市发展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东部城市化进程明显快于中西部。三、中西部地区在信息获取方面仍处于不利地位。四、比较竞争优势发挥不一。东部沿海省市地理区位优越、商业意识发达、人口密度大、劳动力便宜，始终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而中西部各省，由于种种原因，比较优势难以有效发挥。在2000年西部大开发之后，东部发展依然快于西部，在全部GDP中从2000年占全国的57.29%增至2005年的58.51%；西部GDP比重在全国约占17%左右，12省市的总值约相当于东部沿海11省市的三分之一弱，西部且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进一步加大了对新疆投入和支持力度，使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如 “六三五”的北水南调二期工程、伊犁河大开发工程、北水南调济塔里木河工程。这些工程的实施，不仅缓解一部分现有城镇和农牧业用水，同时还将新开垦更多数量的荒地。与此同时，还有几项铁路工程项目，包括南疆铁路延伸到边境口岸，与吉尔吉斯铁路相连；北疆铁路延伸至霍尔果斯；现有北疆铁路交予国家铁道部统一管理，从而大大降低了运费。除此之外，还有两座机场扩建和两条高速公路建设等重大项目。但纵观五年来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和实际表现，对新疆经济与社会发展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在财政转移支付方面未能直接就新疆的工资、居民收入方面给予直接的提高，而是更多地投向了资源的东输、新疆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基于长远效益的基础设施投资。由此形成巨大的投资在短期内未能就社会消费方面进行大幅提升，在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消费、投资及净出口三个方面，连续五年只有投资具有明显的贡献作用，而其它两项均属地区经济的自然增长，由此造成西部地区日益依靠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来保持经济增速，从而形成经济的畸形增长。在缺少消费和净出口增长态势下，新疆经济增长在未来有难以为继的趋势危险。
　　 其次，地区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来自于企业经济的自生和发展能力。新疆在资源禀赋结构上被公认为资源丰富、而产业技术及人力资源较为贫乏的地区，因而其比较优势在于资源开发型经济。抛开形成这一局面的历史及现实原因不谈，就形成未来新疆地区经济自生能力方面，五年来，西部开发政策在资源型市场开发的市场准入方面未能有所进步。地方资本（包括地方国营资本与民间资本）在能源、矿产的地方投资方面还存在高度的限制，大型中央企业直接或间接垄断了主要资源的开发权。由此造成，一方面中央企业的各项税收及经营收益（均为低风险、高收益）大部直接解缴中央，另一方面，地方企业很难通过资源开发进行快速的资本积累，从而形成有效的竞争能力，形成所谓“贫困的因果循环”。这也成为东西部经济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即西部经济主体未能发挥与东部比较中的资源产地优势，来进行资本积累从而得以进行技术升级。纵观未来西部大开发，如此方面的市场准入依然严苛，则新疆经济与社会发展前景将不甚乐观。
　　 第三，西部大开发的5年中，对新疆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产生较大贡献，但新疆对外发展的交通瓶颈依然未能有效解决。即由于新疆主要属资源输出型经济，在与中国主要经济区的东中部往来中，长距的铁路运输线成为关键制约因素，当地经济发展总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于铁路的总运力。尤其在铁路运力未能充分满足新疆经济发展需要之前，资源输出与高级工业制成品的输入间存在巨大的结构性运力空缺，即对同样的运输能力来说，制成品之价值总体远高于资源性产品，造成新疆经济在总体上的结构性资本外流。这将成为未来西部大开发中需急迫解决的重点问题。
　　 如今，缩小东西部差距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结构性命题，由早先不均衡战略中，西部的巨大牺牲而促成东部繁荣的代价，已经到了由中央及东部沿海地区充分承担起责任的时候。“和为贵”、“爱无差等”的和谐思想将要求东西部经济充分融合和互动，冀望新疆在这一伟大行动中能够充分受益，并步入良性与和谐发展的现代化社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