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立久：2006年年末，当我静下心来重读《解构德隆：唐万新启示录》（以下简称《解构德隆》）一书时，竟发现有1000余不足之处，这正是萌发出第二版的动因。我在第一版侧重于研究唐万新的性格和行为模式，而对其性格形成环境与价值观的研究尚不到位。
　　 关于德隆和唐万新，我曾做过两次对话：一是与证券专家刘纪鹏的《夜行天山? 对谈德隆》；一是与财经作家吴晓波的《我所认识的唐万新》，现在看来，思考的深度还不够。
　　 崔保新：读完《解构德隆》这本书，似乎意犹未尽。因为德隆和唐万新始终在我脑海中盘旋，挥之不去。常言道：佛法无边。《解构德隆》一书惶惶43万字，合上书后在我眼前就余下两个字：成与尘。全书从德隆核心人物唐万新上初中时着墨，到引用罗贯中“是非成败转头空”之千古绝唱搁笔，本身就具有宗教色彩。
　　 两篇对话我也认真读了。由此我产生了许多问题：唐万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人？唐万新的社会责任感表现在哪些方面？唐万新的信仰是什么？德隆的成败与唐万新的社会责任和信仰有没有关系？
　　 唐立久：你提出这些问题很尖锐，特别是信仰问题显然深于性格问题，社会责任和信仰的缺失正困绕着当下许多企业家，乃至整个民众，很有普通性。污染、矿难、毒粉丝、毒奶粉、特氟龙、苏丹红、石蜡油、欣弗、SK-Ⅱ、毒鱼、血汗工厂……这些频繁出现、触目惊心的字眼，使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提升企业“公民”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社会各界对企业家及其利益集团的发展观、价值观产生了疑问？
　　 崔保新：曾几何时，企业社会责任是个充斥着浓重的道德气息的商界话题。但今天，它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社会道德问题，它涉及的，将不只是“境界”，而是“生存”! 《财富》、《福布斯》等杂志，在进行企业排名时都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考虑标准之一。在当代欧洲，对企业社会责任更为重视，部分证交所在企业上市时都要求出具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唐立久：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其“经济人”的角色决定了它必须追求利润，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如果企业只是将社会财富转化为个人财富，只能将庞大的社会资产套牢在资本黑洞里，只会用8个杯7个盖的资本财技弥补窟窿，那企业的存在意义又在哪里？做企业最重要的是什么？
　　 崔保新：企业社会责任（CSR）概念产生于19世纪末，目前国际上普遍认同CSR理念：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对消费者、对社会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等。世界银行把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价值观、遵纪守法以及尊重人、社区和环境有关的政策和实践的集合。它是企业为改善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
　　 唐立久：企业社会责任不是简单捐款，搞慈善；遵守一种社会规划，严格执行，是社会责任。树立一种精神，对企业、对国家、对他人都有利的事，也是一种责任。追求技术创新，提供安全、环保的产品也是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贯穿于企业经营管理始终，不管企业规模、性质、实力和处于何种阶段。企业从创立之时就开始履行社会责任了，招工、纳税、提供产品或服务。如果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对社会有害的，不管做得再成功也是失败的。企业社会责任就是要解决企业为什么要挣钱，如何挣钱的问题。
　　 崔保新：古人说：即利当即天下之大。以德养生，以德养心，以义止利。修身养德，修身养性。社会责任是全球通行证，没有商业伦理企业家永远不可能走远路，也无处可躲藏。
　　 唐立久：实际上，企业社会责任是市场经济和现代公民社会的产物。从文化上来考虑，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也有深厚的渊源，我国的传统儒家文化历来讲求“达则兼济天下”的道义承担。近现代以来，我国的民族资本为救国家和民族于水火之中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形式。国际国内的经验表明，企业经营和发展必然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与社会发展、社区建设相适应已成为现代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
　　 崔保新：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品牌价值日益重要的今天，一个企业往往是通过宣扬一种先进的价值观念、倡导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提供更人性化的产品，来赢得市场和公众的认可。这种企业战略方面的考虑，本身就能够带来经济利润之外的辐射效应，是企业的力量在社会上的积极投射。因此，一个好的、能够引领企业未来发展的企业战略，必然会对企业的社会影响和社会责任有所考虑。
　　 唐立久：世界正面临第四次浪潮——创新浪潮，其核心是通过开发右脑，创意理念，增加附加值，人力资本成为企业持续竞争力。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总和才是国家真正拥有的财富，而企业家是其核心资本。企业家是商业文明的缔造者，社会财富创造者。强化中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是其面临的重要课题。对企业家来说，获取财富是一门学问，如何使用财富是更大一门学问。而许多中国企业或企业家社会责任缺失的成因，是我们的社会或社会成员普遍缺乏价值观和信仰所致。
　　 崔保新：是啊，在熙熙攘攘的利益场上，为什么有些企业家事业成功、道德高尚？为什么有些企业家会丧失自我、丧失良心？为什么有些企业家奉公守法、受人尊敬？为什么有人付出了生命和自由的惨重代价，有些人依然前赴后继？
　　 唐立久：对此我也常常困惑。在市场经济中成长起来的唐万新等企业家们，他们或多或少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他们的不幸结局，常常令我暗自悲伤。他们为什么会不约而同的走上这条路？
　　 崔保新：我认为是信仰出了问题。一个企业家要赢得人们的羡慕容易，要赢得人们敬佩不容易。人们总是羡慕那些比自己金钱多的人，但并不是敬佩他们。企业家要赢得人们的敬佩，关键在于正确的价值观和信仰。信仰决定企业家是否承担社会责任，是否能处理好舍与取的关系。社会责任感是奉献、付出，在信仰的前提下作为，信仰决定企业或人的社会责任。如此，企业家的心灵才可能获得更大的提升。
　　 唐立久：唐万新现正在湖北省蔡甸监狱服刑。夜深人静，他是否在考虑出狱后做什么？他挣钱的理念和方式会变吗？他的价值观、社会责任感和信仰会有新的认识吗？我在想，以“德隆事件”为分水岭，在政策法规变化、全球化以及技术突破等冲击下，中国企业正发生着重大的结构性变化。利益相关者和谐共荣，共享改革和利益成果，这就是当下中国经济界、企业界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本质。
　　 崔保新：说起信仰，必须要论宗教问题。因为信仰是宗教的基石。从历史上看，印度佛教对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影响巨大。佛教是中国人信仰了两千多年的宗教。佛教的核心思想就是因果关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正如行善积德，作恶自损一样，是一种因果关系。在经济领域，何为因果？借钱要还本付利，逾期不还，就可能被债权人起诉，被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金融诈骗罪判刑。这里面，借钱不还是因，起诉是果。害人是因，入狱服刑是果。借钱要还，这条亘古不变的游戏规则一直存在着，其背后就是因果关系。
　　 唐立久：而基督教的要义在于人人是平等的，应该互相爱护，激发人心的善良、真诚的道德来对待他人，其所有理念建立在人人受造平等这个根本的基础之上，这种信仰和价值观塑造人们本能地回报社会的责任。伊斯兰教的主旨是信安拉、信使者、信天使、信经典和信末日赏罚，重视个人道德修养并允许人类满足自身的各种正当欲望。伊斯兰教宣扬人与人要团结，这是人类几千年与自然搏斗而共同追求的共同境界，是伊斯兰教信仰的根基，这种团结的背后是宣扬人与人要彼此尊重，敬老爱幼等等。
　　 以下我们从信仰和宗教的视角，重新来审视唐万新和德隆，你对唐万新怎样认识的？
　　 崔保新：唐万新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是一个只知冲锋不知防守的勇士、是一个不计后果敢于豪赌的狂徒、是一个重江湖义气不玩阴谋诡计的人、是一个看似坚强实际内心柔情似水的人、是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汉子。
　　 唐立久：我曾用一连串名词描绘唐万新的双重性格：热情、满怀梦想、敏锐好奇、外刚内柔、善走捷径、强势独断、善施计谋、胆大、野性、江湖义气、血性十足、情笃谊重、宿命心理，悲情难抑、叛逆、重家族观念，重孝道、建新履旧等等，何以见得唐万新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
　　 崔保新：唐万新是唐家五兄妹中的老小。你知道，在中国家庭中，老幺是最受父母骄惯的，加之唐万新从小在祖父母的身边长大，更是骄惯信至，这可以从他两次上学两次退学看得出来。大哥唐万里曾规劝他继续完成学业，我想他毕业同济大学和陕西农业大学的父母也会劝导他，但他坚持一意孤行。我想，唐万新的父母、哥姐最了解他的性格，从小被惯坏的孩子是很难驾驭的。
　　 唐立久：这一推理应该是合理的。退学是个人行为，只能影响自己的前途，而在德隆进退问题上，坚持己见，就可能酿成大祸，后来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儿。何以说唐万新是一个不计后果敢于豪赌的狂徒？
　　 崔保新：这可以从唐万新的狩猎方式和一句话来证明。唐万新酷爱狩猎，在哈萨克边境上，晚上驾驶着越野车拼命地追逐猎物，而不顾前面就是深沟鸿堑，顷刻间便有丧命的危险。唐万新曾说过：“但凡拿我们的生命去赌的，一定是最精彩的。”生命的最大价值是豪赌吗？你作为一家之长，一企之主，一旦失去了生命，对妻儿、对公司、对客户意味着什么？
　　 唐立久：唐万新有些像美国“垃圾债券大王”米尔肯，两人都是资本市场的大玩家，都因此遭受牢狱之灾，米尔肯当年被指控6项罪名，最后被判10年监禁，出狱后进入教育和医疗行业，再次取得巨大成功。米尔肯再次成功的背后一定与他改变了信仰有关，这从他选择的教育和医疗行业中可以看出。
　　 崔保新：唐万新的信仰观调整非常重要。佛教徒也有自己的终极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戒字在先。佛法规定，不满20岁的僧人受弥沙戒，遵守10项戒律；成年的僧人受比丘戒，要遵守253条戒律。戒律表面上看起来是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实际上是对人的生命的一种保护。如果唐万新遵守不杀生的戒律，就不会驾驶吉普车去冒险；如果唐万新遵守不偷盗的戒律，就不会明知还不上钱还要高息圈钱。
　　 唐立久：正确的信仰对个人重要，对企业家更加重要。因为信仰是一种约束、一种责任、一种导向。信仰决定观念，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行为。一个企业家信仰什么，就决定了他怎样做，做什么？
　　 崔保新：这不仅仅是唐万新一个人身上存在的问题，而是德隆团队成员普遍存在信仰缺失的问题。
　　 唐立久：德隆团队成员来自六大派系，即“元老派”、“亲情派”、“官员派”、“高管派”、“海归派”、“金融派”等。唐万新认为，德隆最核心的看家本领就是整合的能力，但他能整合业务、资本和人事，却整合不了文化，关键是没有统一的信仰。在德隆进退资本市场的决策关头，许多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德隆的利益、社会的利益、股东的利益、国家的利益，结果失败了。
　　 崔保新：唐万新与其团队成员都是同时代的人。这个时代的前20年是政治挂帅，空头政治把中国引向动乱和死胡同，后20年是经济挂帅，改革开放，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活力，使中国走上强国之路。但我们不能忘记，空头政治的破产，引发了一场信仰危机。政治不能信，政治人物不可信，宗教早已被极左的政治扫地出门，贴上了“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的标签，误以为宗教也不可信，中国人还能信什么？
　　 唐立久：在这场信仰危机中，社会上有不少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怀疑和否定态度，加之西方商业文化的猛烈冲击，便使这批没有文化底蕴、缺少社会阅历、没有信仰传承的年轻人，无可避免地陷入盲目、迷茫、空虚、浮躁和郁闷的状态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盛嚣尘上，失去了社会价值标准和做人的基本准则与底线。
　　 崔保新：这场持续30多年的信仰危机并没有结束，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比如政治权力的腐败导致权钱交易，经济领域的欺诈导致诚信丧失，许多人为没有信仰，只信奉金钱付出了惨痛代价。
　　 唐立久：可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与否定，自上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开始，到“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断代，我是有深切体会的。在我所做的企业家案例分析中，无论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都有信仰缺失的影子。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做一个有信仰的人？
　　 崔保新：我的体会是往回走，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中补课，从老子、孔子、释加牟尼的著作中吸取营养。弄清楚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不能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为人一世怎样工作和生活才有价值与意义？从学习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建立信仰，发扬中国人传统的道德。这样做，不仅对个人有益，对家庭、朋友、同事、企业、社会都有益。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一般受几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家庭的文化熏陶、社会文化的氛围、学校师长的传授、法律法规奖惩和引导。
　　 唐立久：或者经历痛苦、挫折、磨难、失败，甚至入狱，大喜大悲中不断升华和修练，逐渐确立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一个企业家有没有信仰，可以从市场竞争和企业购并中表现出来。那些致对方于死地的人，那些随意遣散工人不给予合理补偿的人，那些在暗箱操作中损公肥私的人，那些在资产评估中弄虚作假的人，都可以归为缺失信仰。
　　 崔保新：信仰既决定企业家的赚钱方式又决定企业家的花钱模式。在这方面，霍英东、包玉刚、段永基、丁磊是正面的典型，因此他们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尊敬。而周正毅、顾雏军、张海是反面的典型。他们采取欺骗、不守诚信的方式，赚钱手段不正，风光一时，结果害己也害人，他们因为没有信仰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唐立久：1964年出生的唐万新正好赶上“文革”。在中国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那批人是极度矛盾的，他们的童年、少年、青年、成年的成长经历，是现代中国变动最快的年代。成年人尚不能适应这种日新月异的节奏，何况身心尚未发育成熟的孩子。速成的东西总是有缺陷的，在心灵方面，信仰方面更是如此。
　　 崔保新：唐万新信自己，信那些所谓的哥们义气，信自己的人格魅力和无私奉献可感化他人的力量。同时，他又不信自己。这种矛盾心理的产生，足以证明他战胜不了自己。
　　 唐立久：“唯我独尊”的匾牌最能说明问题。我们在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独拉台农庄——唐万新的别墅里看到这副高悬的书法时，曾心领神会地一笑，不经意间，我们似乎找到了唐万新失败的原因。
　　 崔保新：“唯我独尊”这四个字写的张扬霸气，咄咄逼人，却正中唐万新的下怀，写出了他内心的自我表白，不然他不会悬挂在独拉台会议室墙上的。
　　 “唯我独尊”是佛教成语，唐万新和那个书法家并没有领会其中的深意。佛祖释迦牟尼是一个放弃王位继承权走入民间的人。他提倡众生平等，人人都有佛性，他反对权威，更否定上帝的存在。释迦牟尼只是告诉人们生命的真相，让人们从迷茫中解脱出来，实现自我觉醒。在佛祖的本意中，劝导众生遵循佛法，尊重生命，不要迷信个人。而在唐万新眼里，就是尊重我个人，因为我是老大。这与佛法差距较大。
　　 唐立久：中国民营企业家不缺乏雄心壮志、敢打敢拼、机灵、凶狠风格的人，而缺少的是严谨踏实、稳健细致的工作态度，耐得住寂寞，坚持、坚强、坚韧的精神。缺失信仰的人，耐心不足，忍耐不够，他把人生当作一次豪赌，当作一次百米赛跑。其实，做企业和做人一样，都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赛跑。
　　 崔保新：没有信仰就不懂得忍耐，不懂得循序渐进的道理。成佛是一个目标，一个信仰，要达到这个目标，过程是很漫长的，所以要渐修，要忍耐。唐万新惨痛的代价，使他明白了一个道理，要东山再起，必须忍受牢狱的煎熬，必须从头做起。
　　 唐立久：中国部分民营企业家拥有太多的冒险精神和淘金冲动，有着太多的智慧和敏锐，但他们缺乏诚信，道德，正义感，人文关怀以及做人的原则，更缺少感恩和回报社会的理念，贪得无厌，不但会伤己，也会危害社会。企业成功靠的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理性的科学精神，一种道德感，一种人本精神，一种自控力，一种对规则的遵守和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创新精神。
　　 崔保新：佛教讲闻思修、戒定慧，讲舍己为人，普渡众生，综合在一起就是信仰。企业家的责任感、道德感、人文精神从哪里来？只能从信仰中产生。
　　 唐立久：我们不妨作一个假设，如果唐万新有坚定的信仰，现在他会如何？
　　 崔保新：唐万新可能会是个成功的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慈善家；他可能为他的家乡做出巨大贡献，而社会也给予他应有的荣誉；他可能是一个更加成熟稳健的男人，而不是一个鲁莽的冒险家；他可能是一个既重江湖义气又不违反社会游戏规则的人；他可能是一个在巨大的成功面前不沾沾自喜，在巨大的危机面前镇定自若的人；他可能成为在市场竞争中何时冲锋，何时退却的战略专家；他也可能成为他的朋友、同事、伙伴的精神导师。从因果论看，他的妻儿不必在加拿大寂寞哀叹，他也不会在牢狱中失去自由。
　　 唐立久：一个民族没有信仰，就会破坏环境，发动战争；一个政治家没有信仰，就会机关算尽，祸国殃民；一个企业家没有信仰，就会贪得无厌，损人利己。
　　 如果说创业靠勤奋、冒险、机会，而守业靠谨慎、理智、戒贪。创业时主要向外求，与外在的东西斗，如市场、竞争对手。这些对象看得见、摸得着。守业时则要向内求，与自己斗，与内心的矛盾斗，这最难把握。信仰会使人理智，教给你如何战胜自己的方法，战胜了自己的贪欲、贪心，不仅能守住业，而且会创更大的业。
　　 崔保新：一个没有信仰的人，不仅人怕而且自怕。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不仅邻国有戒心，邦交国也不放心。没有信仰就没有戒、没有怕、没有约束，其破坏力是很强的。“文革”中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砸烂一切，就是信仰破产的恶果。改革开放后，一切向钱看，只有钱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也是没有信仰的真实写照。
　　 唐立久：我写《解构德隆》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起到重塑千千万万个“德隆”的作用，前车之鉴，后车之师。重振“德隆”，首先要从重塑信仰做起。唐万新个人要这样做，千千万万个企业家要这样做，整个中国社会都要这样做。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成长壮大，建设和谐企业要重塑信仰。中国在世界上和平崛起，构建和谐社会，最核心的是重塑信仰和规划制度。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生生不息的历史传承告诉我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靠的是弘扬传统文化、重塑信仰、构建道德体系、科学地规划设计出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崔保新：经济文化专家。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曾参与过三峡工程论证、长江中心城市横向联合规划、中国轿车工业发展规划、武汉经济发展战略，沿边经济发展战略，深圳证券市场发展战略的研究。本世纪初参与过新疆若羌、且末、阿勒泰的经济发展研究，目前侧重于西部地区经济、文化、历史、宗教的综合研究。专著有《点线内外》、《三极之间》。